本报记者 高园

　　已故的潘承洞教授曾是山大校长，也是后来担任山大校长的展涛的老师。日前，记者对展涛进行了采访。

　　第一次见潘先生是在上大学之前

　　记者：你选择学数学，是否受到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

　　展涛：1978年我正在读初二，当时印象很深，《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好几个版，我翻过好几遍。因为父亲是中学数学老师，我从小就对数学感兴趣，看了这篇报告文学，我更领略到了哥德巴赫猜想的魅力，非常简单却有着非常深刻的那种魅力。

　　当时看了后还觉得非常自豪。在这个领域中，有这么多中国人的名字，而且山东就有一个(指潘承洞院士——编者注)。后来能成为潘承洞的学生，却是当时没想到的。

　　记者：潘承洞教授也因那篇报告文学名扬天下，你最初和他接触是什么时候？

　　展涛：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上大学之前，1979年为参加全国数学竞赛，我们40位全省数学竞赛的获奖者，在济南东郊饭店进行了一个月的培训。在这期间，潘先生和我们见了一面。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很高的个子，近视得很厉害，戴着厚厚的眼镜，而且感觉他离自己很远，因为他是一个不苟言笑、非常严肃的人。

　　包括我在内，山东省有三个人在全国数学竞赛中获了奖。我选了山东大学，另两位分别去了清华、北大。此后我做了潘先生的学生，接触就多了。

　　老师说过“做学问是最累人的”

　　记者：你曾说过，老师是饿着肚子在做研究。

　　展涛：是的。他在哥德巴赫猜想上的成果主要是上世纪60年代初做出的。我觉得他在做研究的过程中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学术上的挑战，你要超越前人的成果是非常难的。第二个就是生活上的困难。上世纪60年代初正是最困难的时期，很多人都挨饿。他和师母都是南方人，对北方的生活不适应。师母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那时，她经常走到解放桥那儿的一个农贸市场，买几个鸡蛋，给老师补充点儿营养。鸡蛋在那时就是非常好的营养品了。

　　他讲的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几句话之一是“做学问是最累人的”。如果你看一下他上世纪60年代甚至70年代时的照片，你会发现他非常瘦，典型的营养不良。有时候一段工作完成后，他会有一种筋疲力尽的感觉，连吃饭、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同为校长环境大不同

　　记者：潘承洞教授后来做了山大的校长，你也做了八年山大的校长，这方面能做个比较吗？

　　展涛：我的老师做校长时是很难的。难在哪儿？当时的环境和体制使他能够施展才华的空间太小。他能做的事基本上就是那些，可能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已经做到最好了。比如他可以每年破格提几个教授，分几套房子给杰出的人才。

　　而我2000年做校长时，正赶上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体制上的变革，扩招、高校合并、就业双向选择等等，这一系列的改革都是这十年间的事。我就感觉到，我的舞台太大了，我可以做的事太多，有时不知道真正把精力放在哪一件事上。这是最大的不同。

　　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超越了学术

　　记者：你怎么看待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

　　展涛：哥德巴赫猜想告诉我们，中国有那么多了不起的数学家，它给每个人带来激情，带来振奋，所以它影响了一代人，不仅仅是学数学的。学数学的人，像我，看了后对数学有了特别的兴趣，但更多的人看了后产生了一种对科学、对学术的兴趣或是向往。它对普通人的影响也很大，是超越了数学，甚至也超越了学术的。

　　美国有一位数学家对华罗庚、陈景润、潘先生都很了解。他就讲我们美国这些学者做好了，只是学界中有影响的人物，而他们(指以华罗庚为代表的数学家)是民族英雄。因为他到中国来，一说起华罗庚和陈景润，每个人都知道，家喻户晓，所以他认为他们是民族英雄。这就可以说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