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杨雄 图/本报记者 赵惠

　　核心提示：1992年夏天，贵阳中华中路玫瑰商场二楼拥挤着一群人，他们都努力往柜台前倾斜——这个不足200平方米的空间，成为贵州第一家证券业务部的交易大厅，由此拉开了贵州证券业的帷幕。

　　而早在1986年9月26日，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平台——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正式开张，意味着中国从此有了股票交易。

　　2000年前后，中国股市开始出现一道独特的景观，一大批来路不明的金融大鳄在资本市场造系，在市场上呼风唤雨，或是掏空上市公司、或是操纵股价，从中大肆获利。

　　虽然有人认为中国的股市有着更多的国家宏观调控成分，但不容回避的是，当金融风暴横扫华尔街后，一向依靠“市场的手”进行自我调控的美国资本市场，依旧出现了政府救市的影子。

　　让我们不容置疑的是，中国的股市之所以越来越趋向于规范化并与国际接轨，背后的原因自然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的系列政策密不可分。

　　16年来，贵州的股民和全国各地股民一样，也从懵懂无知到熟稔股市。正如贵阳一位资深证券分析师所言，“股市成为草根阶层的经济启蒙”。16年来，贵州证券行业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贵州股民到底完成了怎样的转型？他们的生活呈现出怎样的景况？敬请关注本篇报道。

　　中国股市 走过22年历程

　　美国股神巴菲特不再仅仅是美国股民的偶像。

　　20多年来，这位在股市频频挥舞着美丽的长袖的老头儿，每次创造的股市神话同样让大洋彼岸的中国股民心情澎湃。当这位顶级股神的午餐时间都能拍卖出不菲的价格后，中国的股市已在危机和丑闻中前行了20年。

　　2000年前后，中国股市有一个独特的景观，就是一大批来路不明的金融大鳄在资本市场造系，德隆系、凯地系、格林柯尔系、泰跃系……这些所谓的金融大鳄在股市以低成本收购至少两家以上的上市公司，便在市场上呼风唤雨，或是掏空上市公司、或是操纵股价，从中大肆获利。

　　尽管如此，仍有本埠资深证券分析师认为，除了时间没有美国长以外，中国的股市已经与美国并无二致。虽然有人认为中国的股市有着更多的国家机构宏观调控的成分在里面，但不容回避的是，当金融风暴横扫华尔街后，一向依靠“市场的手”进行自我调控的美国资本市场，依旧还是出现了政府救市的影子。 让我们不容置疑的是，中国的股市之所以越来越趋向于规范化并与国际接轨，背后的原因自然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的系列政策密不可分。

　　而1992年就已经有了证券营业部的贵阳，因为在深圳有贵州“人脉”，让这个偏居西南落后山区的高原城市，很快就成为国内少有的资本市场进入的省会城市。16年后，贵州证券行业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贵州股民从懵懂无知，如今到底完成了一个怎样的转型？他们的生活呈现出怎样的景况？

　　省会开设营业部 贵阳全国第三家

　　1986年9月26日清晨，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投资者蜂拥而至。所有的投资者都是冲着飞乐音响的股票来的。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来说，这一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张，标志着新中国从此有了股票交易。作为中国第一支公开发行的股票，飞乐音响是在1984年11月18日首次公开发行的。这个在国内外引起震撼的举动，被誉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号之一。

　　6年后的1992年夏天，对于贵州资本市场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作为市场经济最高形态之一的股市，在这个夏天正式进入贵州。印象深刻的贵阳第一代股民也许还记得，当年夏天的中华中路玫瑰商场二楼那个不足200平方米的空间里，拥挤的人头不亚于一个繁华的集市。而在两年前的1990年，国内两个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也相继成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帷幕由此渐渐拉开。之前的大多数中国人，仅仅是从矛盾的小说《子夜》及根据小说改变的电影中依稀对股票交易有一点不甚清晰的印象。

　　当时，在贵阳玫瑰商场开业的证券营业部名为贵州省证券营业部，代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一些股票。随后，贵阳的几家银行的证券营业部也开始经营。

　　据贵州华创证券资深分析师邓小贵回忆，当贵州省证券营业部开张时，全国各地的省会城市，包括北京等地都还没有证券营业部。在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在异地开设证券营业部的省会城市中，地处偏僻西南的贵阳是全国第三家。

　　最初交易靠发电报 每20分钟报一次盘

　　追溯这背后的姻缘，邓小贵说这是因为人脉的原因。

　　“当时，贵州财经学院的一些学生毕业后就去了深圳，并纷纷进入深圳证券行业的管理高层，有的还身兼当地证券监管部门的要职。"这批被誉为深圳证券业的"贵州帮"，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不久，就将证券业引进了贵阳，贵州省证券营业部成为贵州第一家代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机构。

　　据一位见证贵州证券业发展历程的资深分析师回忆，这个贵阳第一家证券营业部交易方式是柜台委托代理，由股民先选好需要购买的股票和所买的数量，并填好表格，交到营业部的柜台。然后，营业部再将这些信息用发电报的方式传给深圳证券交易所。当天深夜，深圳再将交易的结果传至贵阳，第二天上午，营业部再将这些交易成果公示给股民。

　　当时，每20分钟报一次盘。往往等到深圳将行情传到贵阳，等贵阳的股民选择并买好股票后，行情又发生了变化。尽管这种交易方式的时效性远远跟不上行情的变化，但贵阳股民还是将带有赌博性的情绪融入了这种原始的交易方式中去，"虽然有时候会亏，但因为当时的行情并不怎么坏，也有很多人在股市中赚到了钱。"

　　半年后，位于富水北路的交通银行贵阳分行证券营业部开始推行电话交易，股民可以自己拨打电话进行实时委托交易，而网民也可以在交易厅里看到卫星传送过来的股市行情。贵州省证券营业部随后也采用这种交易方式。

　　1994年，正式实行银证转账后，股民不再将钱直接抱到营业厅进行交易，而是通过银行划账的方式来交易。同年，双向卫星报盘也而始采用，这解决了当时电话线容易中断，阻碍交易进行的局面。

　　两年后的1996年，银行业的证券部开始分离。建设银行贵州分行的证券部成为国泰君安贵阳营业部的前身，交通银行证券部成为海通证券贵阳营业部的前身。

　　2002年1月28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在整合贵州实联信托投资公司和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优质证券资产和业务的基础上，联合东西部地区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经增资扩股，并按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建立的股份制证券经营机构贵州华创证券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金为2亿元，这是我省唯一的法人券商。

　　一天能涨到100% 连卖菜的也炒股

　　40万，这是贵州股民的一个模糊数据。

　　而梳理贵州股民在16年里的变化，需要从1992年的第一代股民说起。

　　1993年7月，在贵阳从事暑期社会实践期间，重庆商学院的谢海洋(化名)就开始接触股市了。那时，中国股市才刚刚兴起3年。当年的2月份，中国股市已攀升至1588.95点。

　　很快，一年后的1994年7月，股市一路狂跌，跌至325.89点的最低点。在经历了漫长的震荡期后，2001年6月，中国股市开始创新高，并迅速狂升至2245.44点。

　　谢海洋说，当时贵阳六广门的贵州证券交易部是全国最大的散户集中地。“卖盒饭的都能赚疯了，盒子堆得像小山一样。”那时，他也花几千元钱买了几支股票，同时还在交易部贩卖刊登证券信息方面的报刊。

　　华创证券资深分析师邓小贵回忆说，当时的股民对这个新鲜事物还感到很新鲜，除了普通百姓外，一些出租车司机和事业单位的职员也开始炒股。奇怪的是，当时的一些企业职工却很少有炒股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当时的企业员工收入不稳定，谁也不敢轻易涉足到这个风险投资行业中来。”

　　此外，一批嗅觉敏锐并有冒险精神的生意人也进入股市。一批在上海和深圳有过炒股经历的贵州人也回到了贵阳，这批有一定经验，素质也不错的股民十分活跃，很快就在贵阳的证券交易厅里起到了“鲶鱼效应”：经常有一大堆股民围着他们转，咨询行情分析走势，并由此判断自己出手的方向。

　　当时，因为对涨跌停没有限制，一天可以交易很多次，加上波动较大，"一天能涨到20%，甚至涨到100%，而跌幅却并不大，因此一些股民赚了不少钱。"

　　这样的财富效应，无疑像飓风一样影响到各个阶层，股民开始不断的增长。

　　谢海洋记得，当时很多贵阳的股民为了购买股票，把自己的养老金都取了出来，连卖菜的也来炒股。一旦谁的股票赚了，财富效应下的心理驱使着更多人加入到股市狂潮中来。

　　对股市一窍不通 股民却毫不畏惧

　　躁动的情绪和投机的心理，让一些急于求成的散户忘乎所以。

　　从略亏到巨亏，从心灰意冷到自暴自弃——这几乎成了大多数散户必经的一个历程。连谢海洋也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当时，那支股票要是跌至我的心理承受点之下，我就要用马刀自杀。"谢海洋承认，自己和大多数股民一样，心态基本上都是贪婪和恐惧，“都想买最低的，赚最高的。”

　　贵州卫视一名记者曾多次采访过贵阳股市行情，在她的印象中，贵阳的股民，哪怕对股市毫不了解，也有一种毫不畏惧的心态，“新股民大多对股票的一些基本常识都一窍不通，他们来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是只认为有钱赚，却不知道该怎么赚，他们对股市有巨大的信心。"

　　2006年中国股市的出色表现，让许多股民初次尝到一夜暴富的滋味，更打造出一批靠股市发家的亿万富翁。牛气冲天的股市，让在冰冷中蛰伏了多年的股民终于尝到暴富的感觉。上海和深圳两地股市诞生了数百名千万乃至亿万富翁。据中国媒体的数字，持股市值排名前50名的自然人已拥有近400亿人民币的财富，其中近半数人拥有的股票市值超过5亿元。

　　而贵阳股民戴皇(化名)的3万元也正是在这一年里暴涨至90多万元。虽然在随后又暴跌至30万元，但他说自己并不太在乎。

　　虽然中国的股市早已有“泡沫论”的观点，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去年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也曾警告说，中国股市正在形成“泡沫”，投资者面临投资行为不理性的危险。

　　但持观望态度的部分股民仍然认为，未来几年内，中国的股市必然还会迎来新一轮牛市。尽管这样的事实是否会兑现，尚需事实来证明，但这样乐观的态度也许正是新时期贵阳股民的一种共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