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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瓮安:官民关系重建难上加难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24日14:24  东方网
回访瓮安:官民关系重建难上加难
回访瓮安

  “如何打开官民之间的通道,取得老百姓对政府工作的大力支持,这是瓮安目前最大的难题。”

  后“6·28”时代,走出阴影的官员们也开始了一场救赎。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贵州瓮安报道

  瓮安重建

  与楼的重建、班子的重建相比,官民关系的重建恐怕难上加难

  10月28日,瓮安县城终于迎来了多日以来的一个晴天。经过几天雨水的冲洗,树立在瓮安宾馆上方的广告牌更加鲜亮。“让世界了解瓮安,让瓮安走向世界”,这句蓝底白字的广告语异常醒目。

  瓮安真正“走向世界”,是在四个月前的6月28日。

  这一天,由于当地少女李树芬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当地县政府、县公安局的办公大楼在此事件中不同程度烧毁。

  重新修葺好的县公安局大楼在湛蓝的天空下显得威严、肃穆,门口的条幅上写着“黑恶不除,国无宁日”几个大字。仔细观察,依然能发现“6·28”事件留下的烙印:蓝色的玻璃幕墙隐约可见烟熏过的痕迹,二楼的金属栏杆被砸得有些扭曲。

  这座在“6·28”事件中广受关注的公安局办公大楼,在重修过程中还是有一些细微变化:户籍大厅内的防护栏拆了,来办事的老百姓和公安人员之间的距离似乎近了许多;原来在楼上的信访接待处搬到了大门左侧醒目的位置。

  办公楼重新整修

  “你没看到当天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瓮安县公安局对面文具店的老板至今心有余悸,“这街上挤得密密麻麻全是人,都快把我们店门挤破了。没办法,只好赶紧把卷帘门拉下来,好几天没敢做生意。”

  事发当天是星期六,瓮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黎明在家休息,“我睡了一会,醒来后已经六点多了,手机上有一条应急办发的短信,说是不要乱走和围观,需要的时候通知你到哪儿就得到哪儿。我这才知道出了事。当时往这边走的路上已经人山人海,挤都挤不进来。”

  在之后的录像上,黎明看到了公安局被烧的一幕:一些看似“很有经验”的人把警车抬到办公楼内,将车翻过来,用利器戳穿油箱,点火焚烧。接着,疯狂的人群涌入政府大楼,奋力砸毁了玻璃和一些办公用品,然后继续焚烧……

  事后的统计显示,县政府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四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42台交通工具被毁,被抢走办公电脑数十台,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00多万元。

  “公安局的楼烧了两层,由于三楼存放着武器,当时拼死守住了,所以三层以上都没什么事。”黎明向《望东方周刊》介绍说,县政府的楼1~3层被烧了,电脑等值钱的办公用品全部被抢,“我们县委的楼最惨了,那是座上个世纪50年代的老楼,仿苏联的建筑,内部是木结构的。6月28日那天,全部付之一炬。”

  之后,县委的一些部门只得和林业局、水利局等“搭伙”,共用办公楼。

  宣传部的另一位副部长胡乾飞用“不可估量”来形容这次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倒好说,主要是烧掉了很多资料。我的那些资料都是几十年收集下来的,还有不少和媒体记者的照片,全烧了。还有县委大楼,那简直可以算是文物。”

  新的领导班子尚未到任,办公楼的重建已然开始。

  “公安局的楼烧得不算太厉害,基本样子也都还在。我们七月份就搬进来了,他们(政府工作人员)大概要到八月中旬。”瓮安县公安局防暴大队大队长黄成坐在一楼新粉刷过的办公室里,指着四周对本刊记者说:“重修的资金都是省里、州里拨下来的,还给我们配备了20多辆新警车。现在我们办公条件好多了,电脑换成液晶的了,对讲机也多配了几台,就是警服还没买全。我们的警服都在‘6·28’的时候被烧光了。”

  据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科长刘永州称,该办公大楼的维修估计得花上几十万元。

  10月31日下午,在公安局一楼的户籍大厅,两名公安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工作着。

  “这里原来跟银行一样,有防护栏隔断,事发后,我们把防护栏拆掉了,办事的老百姓和工作人员可以很方便地直接面对面交谈了。”刘永州告诉《望东方周刊》,不光如此,一楼、二楼临街的铁栏杆也被拆除。

  整修过的政府大楼几乎看不出焚烧过的痕迹。浅蓝色的楼身,与公安局大楼的蓝色玻璃幕墙交相辉映。花坛里盛放的鲜花给这个劫后重生的大楼增添了一抹生机。花坛斜前方的两侧,放有两个石质立柱,上面写有,“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

  被夷为平地的县委大楼原址,如今变身为一个满是鲜花的广场,成为百姓休闲、娱乐的一个好去处。

  官场重生

  10月30日,代县长谢晓东在瓮安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全票当选县长。“200多个人投票,能全票当选,很不容易,这也说明我们瓮安现在人心很齐。”县委副书记瓦龙标向《望东方周刊》表示。

  “6·28”事件后临危受命的谢晓东,履任前是贵州省旅游局综合处处长。此前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称自己是在7月3日中午11点被省委组织部叫去谈话,当时“猜测可能是瓮安”。7月4日晚8点左右,同样新上任的瓮安县委书记龙长春和谢晓东同时抵达瓮安。

  履新前的龙长春是铜仁地区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负责农村移民、公安、司法等方面的工作。此前,他曾主政松桃,并在治理松桃枪患及当地错综复杂的治安局面上颇有建树,其“铁腕”风格一直为当地百姓所称道。

  龙长春另一个引人关注的身份是中共黔南州委常委,由州委常委兼任一个偏远县的县委书记,这在中国的干部任用体制中并不多见。另一个类似的事情是,山西省临汾市的市委书记亦由省委常委兼任。该市在2007年发生震惊中外的黑砖窑事件以及造成105人死亡的洪洞新窑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之后,又在2008年9月8日,发生世界最大的尾矿坝溃坝事故,造成276人死亡。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朴实而不失高雅’。看上去很朴实,说话思路很清晰,很有水平和高度。”作为下属的黎明这样形容龙长春。而在更多人的描述中,“务实”“低调”被用在这位新书记身上。

  上任不久,龙长春先是搞起了干部作风教育整顿;紧接着,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县委书记大接访。在一次讲话中,龙长春指出:“一些有能力、敢干事的干部,在老百姓中口碑好,但在干部圈子里容易得罪人,投票推荐的时候就不一定推得出来。一些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反而更容易推出来。”

  这一番话让黎明等一大批人觉得“有了奔头”。

  “我们以前常说‘洗碗效应’,洗碗的人可以比喻成努力干工作的人。大家一起吃饭,有的人吃完一抹嘴就走了,剩下的人洗碗。长期洗碗的人,打烂碗的几率势必高些,就会经常挨骂,不洗碗的人则可以明哲保身。在单位里,干得多,会挨骂,还得罪人。提拔啊、投票啊什么的就没你。所以长期下来,人们就觉得做得多还不如不做。”黎明向本刊记者解释。

  几乎同一时间,县公安局的领导班子也做了一番调整。

  局长庞鸿和政委周胜都是从贵州省公安厅调来的。前者此前为贵州省公安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副总队长;后者曾任六盘水市刑侦支队大队长,后在省公安厅“打黑办”挂职。

  与龙长春一样,庞鸿给人的感觉也是“务实”二字。“他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周末也从来不休息。我们有时会跟干警们说,‘你做不好,看看四楼亮着的灯’。”防暴大队大队长黄成对本刊记者如是说。

  尽管刚上任四个月,但周胜在这个新的团队中人气颇高。

  据了解,周胜家境较好,平时一直抽黄盒的熊猫香烟。“有人劝我别抽这个,说太扎眼,影响不好。我说这才不怕呢,怕的是你刚来的时候抽10块钱一盒的,没两天就开始抽‘熊猫’了。”周胜告诉《望东方周刊》,压力确实很大,但很多事不得不做,“我想五年后,我会用忍辱负重这个词形容现在的自己。”

  “6·28”事件同样让瓮安一批官员落马。前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县公安局局长申贵荣、政委罗来平被免职。

  另据《望东方周刊》了解,该县安监局局长、珠藏镇党委书记等多位官员在随后陆续被刑事拘留。知情人士称,前者是因为收了矿主的钱,后者是牵扯矿山征地的问题,“都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

  王勤在当地百姓和官员中口碑并不差。“这个人勤奋、好学。但他下台之后我对他说过,你很善良,但善良不能代替正义。”副县长肖松评价着他昔日的“战友”。而瓮安县政协的一位工作人员则用“温柔”二字形容王勤。

  10月30日,本刊记者拨通了前局长申贵荣的手机号,但他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官民关系的重建难上加难

  与楼的重建、班子的重建相比,官民关系的重建恐怕难上加难。

  “6·28”事件前的瓮安县城,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好人散了伙,坏人结了帮,治安抓不好,无法奔小康。于是,“仇富、仇官、仇警”的情绪愈演愈烈,“鱼水关系”逐渐演变为“水火关系”。

  国家统计局瓮安调查队9月16日~19日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500人中,“6·28”事件前对瓮安各级干部作风满意的仅为14.8%,不满意的占43%;而在“6·28”事件之后,老百姓的满意度有了大幅提高。

  “现在这些当官的确实比以前好了,过去办个事要拖好几天,现在去了就给办。”出租车司机刘师傅挺满意,“不过我现在生意没以前好了,以前打车的净是些帮派小混混,现在小混混们抓的抓、跑的跑,我每天得少挣100多块钱。”

  据了解,“6·28”事件后,当地警方已刑拘黑恶势力成员39人。目前,“6·28”事件专案组仍没有撤,他们的工作地点在党校院内。临时办公楼一楼入口处有武警把守,楼梯处还有一名武警呈跨步姿势持枪站立。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目前调查工作尚未结束,所以不能接受采访,结束后会对媒体公开。

  “6·28”事件后,当地公安局开展了“巡警在你身边”活动。不仅要保证每天三辆警车在街上巡逻,同时要求巡警们走进社区和百姓家里,了解他们生活中的困难。

  10月30日晚,本刊记者跟随一辆警车进行了半个小时的巡逻。“我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车速维持在每小时20公里,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看到我们。”一名巡警指着一位拎着包走路的女子给本刊记者说:“你看她现在走得多从容,以前就不会,拎着包恨不得马上到家。‘6·28’之前,女人们上街都不敢戴首饰。”

  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科长刘永州告诉本刊记者,由于大量户籍资料在“6·28”事件中被烧毁,很多百姓不得不重办身份证,“一万多个身份证,我们很快就办完了,而且都是直接送到百姓手上的。”

  公安局大楼贴着老百姓送来的两封感谢信。一封是珠藏坝村村民写的,感谢该局为其追回被骗资金16万元。在雨水的冲刷下,字迹已不再清楚,周围的边也已经卷了起来,但是还贴着。另一封则是10月26日,一个珠宝店老板送来的,上面写着,“有人抢了我价值4000多元的珠宝,我报案后不到30个小时,人赃俱获……”

  这家珠宝店的老板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仍然难以掩饰对警察的感激,“我开始就没想到能破案,我甚至觉得警察都不会来,以前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看来现在的确是有变化了。”

  尽管如此,如今的瓮安城,仍残留了一些“6·28”的痕迹——每天,高音喇叭会在固定时段播新闻联播、瓮安新闻或是县委书记龙长春的讲话,在县城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清晰地听见。人烟稀少的马路上,偶尔可见一群身着迷彩的武警官兵背着枪,跑步训练。

  另一个细微的变化让瓮安这个偏僻小城的老百姓感觉到很稀奇:每个大的十字路口,都有交通协管员在把守,一旦有人闯红灯,就会听到一声尖厉的哨声。

  “官民关系的修复,取决于规则的重建。”瓮安县公安局政委周胜说。(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瓮安官场的救赎

    公安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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