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东方周刊》记者秦瑜、林颖、特约撰稿胡薇/上海报道

　　以前一家人围着电视抢频道，现在一人一台电视，抢频道是绝对不会有了，却感觉家人之间的沟通却少了

　　晒衣服，晒饰品，晒各种各样自己收藏的“宝贝”，是近几年颇为流行的网络热潮。但对于63岁的徐成来说，和自己兄弟一起晒晒这些年的收入，也是一件难得的事情。

　　徐成的父亲是家中独子，原本在浙江一个小镇上开布店。但到上世纪50年代“三反五反”时，为了躲避政治风波，父亲携家人一起去了上海，在一家工厂里做会计。那时父亲曾经被评为市级劳模，还因此分到了一间7.8平方米的房子。徐成最小的弟弟徐天(现年48岁)就在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房子里长大。

　　不过，徐成和二弟徐功(现62岁)没去上海，他们留在了老家，由祖父母照料。

　　头十年

　　1970年，是徐家比较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徐成从全国重点大学光仪系毕业，被分配到萧山的部队农场围垦劳动，每个月工资43.5元。

　　同样也在这一年，中专毕业后从杭州分配到河南一家水利机械厂工作的徐功，转正成了该厂的一名正式工人，工资也随之涨了5元，每月能拿38元。

　　按照当时河南的一级工人工资标准，每月拿38块钱，这让徐功很满足。因为他所在的工厂是直属于国家水利部的，在河南小有名气，甚至在“文革”时候都能正常生产。每个月除了伙食花掉13块4毛，寄给老家的爷爷10块钱外，剩下的钱，基本都存起来了。

　　是年，他们最小的弟弟徐天刚刚9岁，和父母一起挤在上海那间小小的房子里，全部的家具不过是一张写字台，一张床，一个吃饭的桌子，还有几个放衣服的樟木箱。没有床，徐天就睡在写字台上。

　　1972年和1974年，徐成徐功两兄弟先后结婚。结婚的地点不同，一个在浙江，另一个在河南。其时，徐成已正式分配到电器厂做采购员，除了每个月52.5元的工资，出差在外还有每天4毛钱的补贴。

　　婚礼都是一样的简朴。徐成结婚时，家里最贵重的就是一块“东风”手表，120元，是他攒了将近一年的工资才买的。婚房设在一间祖传老屋里，徐成买了张铁床，找人用旧木料打了写字台、大衣柜。这就算结了婚，连喜宴也没有摆。

　　弟弟徐功的婚姻大事如何办的呢？厂里给他分了一间16平方米的单身宿舍，跟其他几户一起合用厨房和厕所。但相比厂里其他人，徐功的婚事已经“奢侈”多了。别人只有一张写字台和厂里发的两条板凳，徐功至少还有一张30多块钱的床，还有五斗橱和自行车、缝纫机等“大件”。

　　而此时的小弟徐天，也到学校寄宿去了，因为家里的写字台已经睡不下。

　　徐氏兄弟三人的工作变化发生在1978年。这一年的全国科技大会，提出了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这让调回家乡的徐成，一个具有经营经验的大学生，迅速得到重用和提拔。

　　而高考的恢复，让徐天有了去高等学府就读的机会。1980年，他考进了复旦大学。

　　到了1984年，徐成已经是家乡食品厂厂长兼党委副书记，管理着1000多人的大厂，享受副县级干部待遇。那时，徐成可以领到60多块工资。“在当时，我们厂的效益是全县最好的，职工除了工资还有奖金。不过那只是象征性的奖励，数额并不多。当时普通工人和领导的收入差距不会超过1倍。”

　　一直留在水利机械厂的徐功，到1984年也被提拔为厂里的中层干部。除了新分配的一套两居室房子，家里还配上了电话，工资为45元。

　　而此时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小弟徐天，被分配至上海一家制药厂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工人。第一份工资53元，全都交给了父亲。

　　兄弟三人，年龄、资历和学历都不同，但收入差距不超过20元。

　　第二个十年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原则，提出了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从那时起，徐家三兄弟的收入开始出现差距。

　　1990年小弟徐天离开了制药厂，当起了一家艺校的教导主任。凭着勤学苦干，又参加了不少市里的比赛，徐天的收入翻了几倍。“我记得当时拿到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装了一台电话，算是一件奢侈品了，付了1000多元的初装费。”

　　徐成的工作也有了变动，从食品厂调进了机关，先后任外商投资办公室副主任、经济开发区副主任。家境也随之开始有了明显的改善。调到开发区没多久，徐成就把食品厂的房改房换成了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也给家里装上了固定电话。

　　远在河南的徐功依然留在水利机械厂，但已经从生产处转到经营处当处长，月工资也升到了1300多元。当时的机械工程项目，不再由国家计划分配，开始采用招投标的方式。徐功开始四处出差，厂里也给他配上了当时价值上万元的“大哥大”。“(手机)费用都是厂里报销的。”他说。

　　然而到了1995年，徐功开始感觉到厂子在走下坡路了。“那时私营企业发展很快，也有其他的机械厂跟我们竞争。我们厂在市中心，税收就比别人要高一倍。加上厂里还是原来吃‘大锅饭’的想法，体制也有些问题，成本降不下来，在投标的时候，价格上竞争不过人家。所以经营状况就越来越困难了。”

　　而小弟徐天，此时却在上海市粮油系统端起了“铁饭碗”，收入可能比在艺校少点，但稳定的编制让徐天安心。当了业务科主任，单位给工作出色的他分了一套50平方米的住房，就连二哥徐功的砖头型“大哥大”，徐天也有了一个。

　　“经济好起来了以后，就不只是存钱了，外币啊，邮票啊，美元啊，什么都做过一些，算是投资吧，也因此赚了些钱。”在上世纪90年代，徐天算不上是第一批接触到股票等一系列投资概念的人，但绝对是较早接触的。

　　没过几年，徐天再次跳槽，他放弃了已经是副处级别的铁饭碗，应聘到一家合资企业做总裁秘书。在合资企业的工作，不仅让徐天的个人月收入一下子达到了4位数，更重要的是让他学到了管理的经验，观念上也有了更大的转变。这之后，徐天又去了一家大型企业做采购。

　　兄弟之间的收入差距，倏地大了起来。

　　第三个十年

　　徐成2005年从机关退休，目前每月的退休工资有3450元。前两年，徐成和老伴把家乡的房子卖了，随女儿一起搬到宁波市区，在市中心购置了一套120多平方米的房子，现在价值也已翻了一倍。“这么多年来，我们家总体来说，吃用不愁，一句话‘知足常乐’。”

　　过了两年，在河南的徐功也从水利机械厂里退休，每月在社保领到的退休工资为1600元。事实上，1999年前后，这个厂就处于亏损状态，由于无法按时还银行的贷款，被银行停贷。之后有一段时间厂里没有发出一分钱工资，职工的各项福利保障也停了。

　　虽然在2005年水利机械厂进行了重组改制，但目前的效益依然不好，还拖欠着徐功8个月的工资和1998年以前的公积金个人缴费部分，以及1万多元的医疗费报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给解决。”说这话的时候，徐功有些无奈和烦闷。

　　在上海的小弟徐天却凭着在企业中的管理经验和累积的资源，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从那个时候开始，徐天就没有工资这个概念了。

　　“有次我爸爸问我现在收入有多少，我当时真的就是愣了半天没说出来。后来跟我大哥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头脑里想的就是我有多少应收账款，多少库存商品，多少坏账，它们之间怎么转换，一下子根本想不清楚。’”说起那事，徐天不由笑了起来。

　　徐天现在住的是一栋250平方米的联排别墅，不过也有他的烦恼。“有时候很奇怪，会想去住2室2厅的房子。以前一家人围着电视抢频道，现在一人一台电视，抢频道是绝对不会有了，却感觉家人之间的沟通却少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