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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闯地雷阵(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24日15:08  新安晚报
1998年:闯地雷阵(组图)
正是因为拥有无数吴良珠般的平凡英雄,改革的脚步才能始终一往无前,永不退缩。

1998年:闯地雷阵(组图)
在失落与拥有之间,人们终于迈出了艰难而果敢的一步。

1998年:闯地雷阵(组图)
在失落与拥有之间,人们终于迈出了艰难而果敢的一步。

  改革到了这一年,不可避免地浸染着几分悲情色彩。

  此前的一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走完了跌宕起伏、力挽狂澜的一生。还没等人们的悲伤情绪缓解过来,索罗斯携带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并试图冲击人民币。刚刚成功“软着陆”的中国经济,再度遭遇严峻考验。

  5月,面对“金融大鳄”的叫阵,履新不久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悄然转过身,坚定地来到安徽,考察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考察过程中,朱镕基动情地说,“在我担任副总理期间,我最重视的,就是农业;最关心的,就是粮食。可以说,我在农业上、粮食上花的精力最多,超过金融方面。”

  计划经济在逐渐淡出,市场经济在悄然涌动。从这个角度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绝不单纯只是一个流通体制问题,甚至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都紧密关联在一起。

  然而,牵挂和焦虑却始终伴随着朱镕基总理。一份资料显示,从2001年起,国家财政就拿出巨资“补贴”农业,背上的粮食收购亏损达7000亿元以上。但令人称奇的是,中国的农民却并未从巨额补贴中承接显著实惠。这么一大笔巨款哪去了?

  朱镕基总理想到了安徽。他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在农业问题上,当中央要对某项决策作出重大调整时,他往往都会到安徽来进行调查研究。这已经是他第五次来安徽了。一年前的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曾专门到安徽蚌埠、宿州等地,探寻粮食政策的“瓶颈”与“出路”,一再要求“必须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和种粮积极性”。

  在粮食流通过程中实行收购最低保护价和销售最高限价,是从1993年开始的做法,“为了防止谷贱伤农或粮价暴涨”。这年2月,国家提出要在宏观调控下放开粮食购销和价格,长达40年之久的粮食统购统销由之成为历史,随之一起湮没的还有曾经让许多人魂牵梦萦的“饭碗凭证”——粮票。

  这一次,朱镕基总理却决定“反弹琵琶”。1998年3月19日,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新当选总理的他宣布本届政府要矢志推动“五项改革”,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本次粮改的重点,概括起来就是“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即“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封闭运行,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并对粮食恢复实行统购,禁止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直接到农村收购。

  相对于刚刚向市场迈出勇敢一步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而言,这个政策似乎有点不合时宜,甚至在当时就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正因为如此,伴随这个决定宣布的,是后来那番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感言: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闯地雷阵”的豪言,其实正暗寓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空前难度。改革,永远需要在摸索中前进。一切,只能在“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前进中逐渐修正。2001年8月,国务院宣布全面放开粮食市场,允许多种所有制主体参与粮食经营,粮食价格随行就市。两年后,安徽进行了更大尺度的调整,从6月1日起,在全国率先实行粮食补贴方式“两放开、一调整”的改革:即放开粮食收购价格,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将国家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政策间接给农民的补贴调整为直接补贴,亩均补贴10元,人均14元。

  后来的事实将证明,这是继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又一重大改革,更是一次重大的粮改思路调整。至此,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逐步走上正轨。

  这一年,确实是“闯地雷阵”的一年。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改革者的铿锵脚步,包括突如其来的天灾。

  正当新一届政府雄心勃勃、意气风发地准备有序推动各项改革之际,江南大部分地区暴雨如注,阴霾满天。6月26日起,长江干流全线超过警戒水位,并且一直持续上涨,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一个月后,长江干流全线已经超过1983年的最高洪水位,安徽省防汛指挥部迅即依法宣布长江进入紧急防汛期,并依据《防洪法》对长江安徽段实行交通管制。

  这场天灾后来被定位为“继1954年后第二次长江全流域性的洪水”。 在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安徽百余万军民冲锋陷阵,站在了抗击洪水的最前沿,舍生忘死,奋勇向前。

  惊涛骇浪中,几乎没有人特别注意到,在长江同马大堤上,一个名叫吴良珠的年轻人已经奋战了55个昼夜,开汽车、垒堰堤、堵渗漏、背沙袋,直到昏倒在大堤上。其间,他曾四次路过家门口,本想抽点时间看望一下年老体弱的父母,却始终放心不下日益上涨的滔滔洪水。

  吴良珠最终倒在了大堤上。经诊断,他患的是肝癌晚期,已生命垂危。在病床上,他摸出身上仅有的10元钱,要求捐献给灾区。

  几个月后,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自签署命令,授予这个来自南京军区安徽省安庆军分区司令部勤务队汽车班的专业军士“抗洪钢铁战士”荣誉称号。命名大会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专程赶到解放军105医院看望了病榻上的吴良珠。

  这个年轻人,正在艰难地延续着最后的生命光芒。

  紧握着吴良珠的手,迟浩田感慨地说,伟大的抗洪斗争实践铸造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吴良珠同志就是众多英雄模范人物的杰出代表。吴良珠同志不愧为钢铁般的革命战士,不愧为勇于牺牲、无私奉献的人民英雄。

  正是因为拥有无数吴良珠般的平凡英雄,当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时,人们才能众志成城、临危不乱,在与大自然的搏杀中,最终闯出一条“生路”。这一年的9月18日,安徽省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本省长江抗洪抢险斗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长江紧急防汛期结束”。

  战胜洪水肆虐,需要“闯地雷阵”的胆识与气魄;而革除束缚经济活力迸发的观念藩篱、体制积弊,更需要这种“闯地雷阵”的精神,毕竟前面的“雷区”依然很多。

  在这艰难闯关的一年里,吴良珠的出现注定将成为一种象征,昭示着大小改革者们“一往无前”的决心,虽然悲情,但却坚定。

  毫无疑问,在和平建设年代,安徽同样需要这样的英雄人物。他们未必都需要像吴良珠一样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付出年轻的生命,但他们一定都会像吴良珠一样,即便是在普通的岗位,却能够“弄出一番响动”。

  合肥民营企业家姜茹就是这样的一个“商界英雄”。年初,他的一个并不起眼的投资举动,竟在全国企业界激荡起千层涟漪,为刚刚起步的“国退民进”运动写下一个崭新的注脚。

  作为一家私营房地产企业的老板,他突然天方夜谭地拿出2000万元,直接参股当地最有名的优势公有制企业“荣事达”。近5年来,荣事达曾先后与香港、日本、美国等地的企业进行过合资合作,并兼并、租赁了国内多家企业。但对于这笔私人资本的介入,包括董事长陈荣珍在内,一开始心里都是没底。

  还没等姜茹和陈荣珍清晰理出头绪,全国企业界、理论界却兀自“吵成了一片”。2月23日,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工人日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开门见山地道出了当时许多人的真实心声:“作为安徽省的骨干企业,荣事达股份组成中,外资已接近50%,如果今天接收2000万私人资本,明天再接收3000万,集体股可能降到50%以下,那么它姓公姓私?”

  今天看来,这样的声音似乎有点幼稚,有点可笑。这也难怪,尽管当时距离1992年“姓社姓资”讨论已经过去6年的光阴,但毕竟距离十五大首次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才几个月的时间。人们要真正接受这一重大的理论修正,还需要一个“心理过渡期”。

  改革的脚步,注定无法继续等待。就在人们对于私人资本参股公有制企业的争议甚嚣尘上之际,3 月2 0 日,陈荣珍与姜茹“拍拍身上的灰尘”,义无反顾地签署了合资协议,共同组建一家新公司——荣事达电工有限公司。根据协议,陈所代表的“荣事达”以土地、厂房、设备及商誉控股5 1 %;姜所代表的“中兴”以现金1 9 60 万元参股,占4 9 %。

  面对外界的目瞪口呆,陈荣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只淡淡一句:“无论公有、私有,都是社会资本,联合资本会使企业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

  这一合作最终是否真的“道路越走越宽”,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商界鲶鱼”的姜茹和陈荣珍竟然能够彻底冲突传统公有制理论的重重藩篱,为即将全面铺开的国有企业产权重组吹来一股清风。这在当时的历史境地下,确实尤为难得。

  仅凭这一点,陈荣珍当年顺利摘下首届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会“优秀企业家”奖就已名副其实。

  伴随着“私人资本参股公有制企业”的风波与争论,“国退民进”逐渐成为一种潮流。

  “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朱镕基总理当年提出的施政承诺之一。在此之前的2月10日,安徽省政府宣布,1998年压缩棉纺锭16万锭,提前拉开了“三年脱困”的艰难改革之路。

  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届政府大政方针的“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过去更多强调的是机制转换和放权搞活,而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便是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于是,“股份制”这个并不新的新概念被人挂在了嘴边。

  这一年,安徽省省长回良玉说,要拿出当年“大包干”的劲头搞股份制。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应成为安徽省企业制度创新的主流形势。推行股份制在全国的大势已不是星星之火,也不是方兴未艾,而是如火如荼,将成燎原之势。现在是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没有出路。

  据说,最早搞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凤阳县更是在一年之内就把上百家集体企业全部卖给了私人。县委书记说,过去我们敢“包”,打破了农村的“一大二公”;现在我们敢“卖”,打破了城镇的“一大二公”。

  9月22日,凤阳县内著名的“红色村庄”小岗迎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这一年,恰逢改革开放20周年,追往思今,江泽民显然是有备而来。他说,“必须大胆探索农村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不断完善农村所有制结构”。这是他关于所有制结构问题的又一次重要阐述。言语之间,流溢出深深的期待与厚望。

  在城市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工作已是热火朝天。据省经贸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年完成30个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案的批复或确认工作。改制的30个企业按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改建的5个,改建为国有独资公司的5个,多元投资的有限公司10个,股份有限公司10个。有5个企业发行了A股,募集资金约15亿元。

  人们注意到,在这一年的新闻媒体上,欲说还羞的“下岗再就业”逐渐成为热门词汇。6月27日,安徽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要求“以改革精神安排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作好再就业工作”。

  很快,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到处飘扬起刘欢那极富感染力的歌声:“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作为一项配套政策,1月1日起,安徽省全面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同时调高企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持续了多年的“单位人”的概念,正缓步走向“社会人”的新视野。

  在失落与拥有之间,人们终于迈出了艰难而果敢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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