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5月8日，早晨。

　　5时45分，三枚导弹悍然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愤怒的火焰，迅速燃遍中国。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和安徽教育学院等高校的约两万名学生在合肥游行，悼念空袭遇难记者，声讨北约组织暴行。游行过程中，一些大学女生甚至泪洒街头：“美国凭什么这么蛮横！”

　　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下，美国不得不公开道歉并作出赔偿。顷刻之间，民族的尊严在青春的脸上写满骄傲。转过身去，一些年轻的大学生又开始忙着准备“考托”、“考G”，梦想着奔向大洋的彼岸。

　　一如正在火热重播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所言，那里是地狱，也是天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天堂。

　　汹涌澎湃的出国大潮中，中国科技大学校园里，年仅26岁的二年级博士生刘庆峰暂时抛开了选择出国还是留在国内的烦恼，静静地守在实验室里，继续着他的语音合成研究，“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要有一批读书人成为这个国家民族的脊梁，假如我们有幸在这个领域担当这个角色的话，那更不应该走了”。

　　这番话说得有点豪情四溢，却揭开了国人心中蕴藏许久的一种伤痛：改革开放多年，中国在科技关键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容乐观。比如一直风风火火的家电企业，三年前就成为许多人眼中的“摇钱树”，然而其实直到此后多年，这个行业都没能实现在核心技术上的突破。换句话说，尽管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电制造基地，但是仍然无法完整地制造出一台百分之百的“中国彩电”或“中国冰箱”。

　　刘庆峰的梦想就是实现核心技术的中国化，“让计算机像人一样开口说话”。11月11日，刘庆峰研究团队的6名大学生因为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能听会说”的中文电脑，而获得668.85万元的技术股权奖励。大学生的智慧成果变成了资本，这在全国高校中尚属首例。更重要的是，这为中国在国际人机对话技术领域赢得了重要的一席。

　　刘庆峰的成功，给了教育部门很大的信心。尽管高等学校人才并不等于高等人才，但教育部门相信，大学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是提升民族竞争力的一种必然选择。这一年，大学开始扩招。据教育部门统计，当年安徽全省普通高校实际录取5.9万人，比原计划增招1100人，比上年增加1.56万人，是本省恢复高考以来录取率最高的一年。

　　安徽向“科教兴皖”发起了冲锋。11月12日，也就是刘庆峰等人获得股权奖励的第二天，全省技术创新大会在合肥举行。省长王太华在会上作了关于“加快实施科教兴皖战略，全面推进我省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讲话。这次会议明确，经过五年左右的努力，初步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体制与机制，初步建立起全省的技术创新体系。“科教兴皖”后来被写入安徽“十五”规划，成为四大重点战略之一。

　　当然，从知识到知本的路，并不轻松。回眸往昔，刘庆峰曾深有感触地说，“必须学会走弯曲的直线”。弯曲，是指具体的路径非常曲折；直线，是指目标和战略的明确和清晰。

　　这句话说得有点“哲学”，但却是刘庆峰在经历波折与成功的实践中精心总结出来的。做技术出身的他一开始并不参与公司的经营与管理，但很快就发现由于管理人员不懂技术，导致市场开拓没有前瞻性，就连研发都失去了主导方向。刘庆峰从此站到了“企业家”的舞台上。

　　如今，他已经是安徽省乃至国内语音产业界的标志性人物。

　　很多时候，“学会走弯曲的直线”或许是奔向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安徽汽车工业的异军突起，就经历着这样一个“弯曲直线”的过程。

　　“过剩经济”的悄然来临，呼唤着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1995年，当副省长汪洋提出把汽车工业作为安徽的支柱产业培育时，很多人不以为然：安徽自身并无太多的产业优势，而东西南北还都有国家的汽车布点，这对于竞争性强、入门难度高的汽车产业来说，都不能不令人望而生畏。

　　再者说，“九五”时期，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共有22个把汽车作为主导产业，但很多后来都“打了退堂鼓”，安徽1991年的汽车产量不过两万辆，在全国排名第21位，莫非如今能创造奇迹不成？

　　奇迹，并非是不能创造的。1994年，安徽安凯在国内率先开发出配有电视、空调、卫生间的星级豪华大客车，这对当时还处在货车底盘组装客车的国内汽车产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开创性的革命。1996年，曾经连职工生活都无法保障的亏损企业“江淮汽车”实现产销汽车3万辆，并在随后的日子里实现了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客车专用底盘、轻型载货每年的销量始终排在同类产品的前列，创造了中国汽车的新速度。

　　更大的奇迹出现在芜湖。芜湖地方政府上马汽车项目的想法由来已久。六七年前，得知当地一家村办工厂仅靠“土方法”敲敲打打几百台车，就赚回了上亿元的产值，年轻的副市长詹夏来“眼红了”。他说干就干，先是买回了一条二手福特车的生产线，然后又跑到长春一汽，借着考察的名义“挖”回了安徽老乡尹同耀。离开一汽大众之前，尹已经以总装车间主任的身份主持生产了中国第一辆奥迪车。如今，他则成了奇瑞的“掌门人”。

　　1997年3月18日，在一片荒滩野地之间，奇瑞发动机厂厂房的第一根柱子立了起来。但在与英国人的合作中，奇瑞人逐渐发现了“寄人篱下”的种种弊端，经过痛苦决策，这个“草根班底”决定依靠自身力量，单干！

　　奇瑞成功之后，一个细节被经常提起。1998年11月26日，又一个晚上，熟悉技术情况的尹同耀咬咬牙说：“让外国人走，我们自己干。”詹夏来面无表情，两眼盯着他：“干不成怎么办?”尹同耀将心一横：“干不成，我跳长江!”

　　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决断。一年之后的12月8日，奇瑞第一辆整车呱呱坠地。然而直到此时，由于行业准入的限制，奇瑞汽车仍是一个没有取得“准生证”的“黑户”。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当年的官方文本中，也几乎找不到关于这家汽车企业行踪的任何记录。

　　奇瑞的尴尬，要在两年后才得以走出：2001年，奇瑞通过走“弯曲直线”的方式加入上汽集团，出让20%股份。很快，上汽为奇瑞申报了轿车目录，这个“汽车黑户”由此获得在中国市场销售轿车的资格。2007年8月，第100万辆奇瑞汽车下线，成为“百万辆俱乐部”中的唯一自主品牌。

　　“弯曲的直线”，在安徽汽车产业发展的历程中还将不断重现。2006年，省内一度传出江汽、奇瑞进行重组的声音：江汽集团将部分股权折价给奇瑞，作为条件，江汽的轿车项目获准使用奇瑞的轿车目录。

　　就像最初的奇瑞一样，一直梦想上马轿车项目的江汽，由于汽车产业的政策限制，一直没有拿到“准生证”。而据媒体报道，早在2004年底，江汽就秘密举行了轿车基地的开工仪式，生产线建设已近尾声。

　　后来的事实证明，“黑户”与“黑马”之间，往往只是一线之差。经过多方努力，江汽终于在2007年独立地拿到了轿车生产资格。当年10月29日，江淮宣布轿车基地建成，首辆轿车“宾悦”正式下线。

　　江淮与奇瑞，目前已成为安徽汽车产业领域并峙的“双峰”。根据规划，“十一五”期间，安徽省将对汽车工业投入300亿元以上，加大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力度，力争使全省汽车销量在全国位次排前1-2位，基本形成全国汽车自主创新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汽车强省。

　　当然，“弯曲的直线”也意味着有时候难免会走一些弯路，尤其是在整个社会正处于大刀阔斧改革的转型时期。

　　1月11日，新年伊始，安徽的媒体纷纷关注起发生在两年前的“反贪第一大案”——陈晓受贿案。赫然醒目的标题，吸引住了无数读者的眼球：《陈晓：有罪？无罪？》

　　陈晓是中国电子物资总公司安徽公司的总经理，副厅级干部。1992年4月初，他制定了一个特殊的利润提成办法，并以公司合法文件的形式下发，为承包公司能源化工处的李剑峰“网开一面”。由此，李剑峰在1992年的提成比例比当时公司其他处室提升了6倍。作为回报，李剑峰事后分3次送了33万元人民币和15万元港币给陈晓。

　　1998年5月，合肥市检察院以受贿罪将陈晓起诉到法院。原本以为毫无悬念的案件，却被一审判决“劈头盖脸一盆冷水”。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晓主持制定的文件，出发点是为了公司利益，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大气候下，对公司分配机制进行改革的一次尝试，建立的是“公司得大头，个人得小头”的激励机制，不是为他人谋取利益。陈晓接受李剑峰为感谢而给付的钱财，是一种事后受财行为。故认定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宣判陈晓无罪。

　　一时间，舆论纷纷，争议四起：事后收受钱财是不是受贿？违背法律法规的优惠政策是不是改革的尝试？

　　面对媒体记者的采访，陈晓一脸坦然：“我是无罪的，之所以收了李剑峰的钱，完全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交往，是馈赠，不是违法。”法律与道德的底线，似乎被完全模糊了。所幸的是，法律的尊严还在。

　　12月10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法院的意见，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一审法院对陈晓的无罪判决，将陈案发回重审。一个月后，法院作出重审判决：被告人陈晓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李剑峰钱财，其行为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廉洁性，显已构成受贿罪。

　　一个原本并不复杂的案件，在经过重重波折之后，最终回到了正常的法律轨道之上。然而这个案件留给世人的思考，却是深远的：今后类似的事情还会不断发生，但对于“无罪有罪”的认定却不再那么模糊。

　　这一年，全省制止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及借机旅游167起，停建缓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办公楼等各类项目190个，查处违规公费出国(境)旅游案件11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人。反腐倡廉，逐步走上制度化的轨道。

　　无论如何曲折，无论如何艰难。发生在这一年的大事小事表明，只要永远朝着太阳的方向，最终总能到达希望的彼岸。

　　站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人们难免又会想起那位毅然冲破重重难关、为中国打开改革开放之门的伟人。这一年的7月15日，安徽省委、省政府在黄山市隆重集会，纪念邓小平视察黄山20周年。

　　二十年后回首往昔，人们豁然开朗，愈加钦佩邓的大智慧：当时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样大开发、大建设、大开放的起步阶段，他的这番讲话显然别有深意。开放，应成为整个时代的鲜明主题。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迈开的脚步更大了。倘若细心观照这一年安徽的政治经济大事，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地方快跑现象”：

　　5月25日，省辖宿州市成立；

　　5月28日，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六安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挂牌；

　　7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巢湖地区及县级巢湖市，设立地级巢湖市和居巢区；

　　8月28日，国家级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延伸区域——芜湖长江大桥经济园区动工建设；

　　9月2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六安地区和县级六安市，设立地级六安市和金安、裕安两个区；

　　这样的“快跑”，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年。2000年6月2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安徽省宣城、池州地区，设立地级宣城市、池州市。至此，安徽全省已撤销地区建制。但是，各地调整与扩张的态势，却远远没有结束。

　　安徽各地奋力发展所遭遇的空间局限，将不断呈现出来，包括地域空间与心域空间。显然，这绝不会仅仅只是一种巧合。还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可以印证安徽加速开放的坚定决心：9月6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主网站向国内外开通，13个厅局和8个地、市政府同时开通了政府网站。

　　安徽，已经悄然吹响了迈向新时代的前进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