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的喜悦，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而责任，则写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1月1日，《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里富有激情而裹掖豪情地写道：“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两千年间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以及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激励和警示着我们更加坚定地去开拓未来。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和建设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拥有全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在新的历史创造活动中责任重大。”

　　创造新的历史，就意味着革故鼎新，就意味着要经历阵痛。

　　这一年，作为农业大省的安徽，开始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迫切性和现实性。决策者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这种阵痛是改革转型中的安徽所不能回避的。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泾渭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始终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转变，中国人由之被人为地划分成两个世界：市民和农民。缴纳皇粮国税，似乎是历朝历代中国农民所不可避免的“义务”。

　　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一直试图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这个300多年前就被总结出来的定律发现，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并税改革，在短时间稳定农民负担后不久，都会出现一个收费摊派的高潮，成为新一轮狂征暴敛的起点。

　　据说，抗战胜利前夕，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曾与中共领袖毛泽东讨论过这个“定律”。黄在后来发表的《延安归来》一文说，毛泽东当时很坚定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在毛泽东等高层的推动下，解放后的中国社会一度大搞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负担问题果然被天衣无缝地掩隐了起来。然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进程，一个重大的转折出现了：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宣布，将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

　　任何的重大转变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正如一位皖籍作家在记录安徽农村改革进程的一篇文章所说，“改革重心的转移，就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必然要向城市倾斜，这就必然使得农村经济再次陷入一个极端困难的境地”。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升，“万元户”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田间地头。正是在这种火红的局面下，财源原本就十分脆弱的乡镇财政突然“找到了方向”——向农民伸手要钱，名义还非常动听，“人民事业人民办，办好事业为人民”。

　　“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愈加苦不堪言。据省农委调查，1985年全省人均负担(基本上是村提留)17.48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4%，远远超出当时安徽省规定的标准。而到了1990年，全省人均负担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9.7%，比1985年增加187.4%。各级政府部门都可以下文件收费，到了乡镇这一级，随意立个名目就向农民收费，干脆连做做样子的红透文件都免了。

　　一年到头，乡村干部不断上门，被农民们无奈而气愤地讽刺为，“人跑生了，狗跑熟了”。

　　沉重的负担，压得农民们喘不过气来。1987年5月3日，《安徽日报》第一版刊出怀远县马城区白衣乡25位农民的痛心疾呼：“摊派太严重，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基层的呼声，并非没有引起高层的关注。其实早在1981年9月，安徽省委、省政府就下发过《关于印发<关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成为全国较早提出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省份。而后十几年，文件不断，然而，效果却并不明显，有些地方甚至是越减越重。

　　正如一个叫李昌平的湖北人几年后上书国务院总理时所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说，应给予农民“国民待遇”。

　　这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呐喊，同样回荡在涡阳县新兴镇党委书记刘兴杰与镇长李培杰的心里。199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读到了《农民日报》上一篇署名“杨文良”的文章，其中提到的税费改革思路“税费一把抓，用钱再分家”，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

　　长期生活在农村基层，对于农民的疾苦，他们深有体会：“咱不妨试试报上讲的这个方法。”

　　两人一合计，一个大胆的想法产生了：“以后农民一亩耕地一次缴清30元，任何人不得再收费。”

　　或许刘兴杰与李培杰都没有想到，其实这个改革思路的最早倡导者是安徽本土的农业专家何开荫。1988年初，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他深入农村调研农民负担问题，严峻的现实让他颇为震惊，同时也开始了艰难的思考。这一年的6月，何开荫写出了《农村第二步改革出路何在》一文，正式提出“实行农业税费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治理农民负担问题。

　　根据何开荫的构想，农村税费改革可以简单概括为一句话：“统一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这句话听起来，与当年“大包干”提出的思路有点相像，而实质已是完全的不同。

　　改革，就意味着利益的再调整。何开荫知道，一旦进行税费改革，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上连着国家的财税政策、户籍政策、土地政策、粮食政策、城乡统筹等大政策，下牵着基层财税体制、乡镇政府职能、农村义务教育、村级组织设置、基层民主建设等大问题，“税费改革将所有潜在矛盾都逼到面上来了”。

　　正因为如此，这个观点从一开始就显得很是不合时宜。而“新兴二杰”的大胆尝试，很快就受到了上级人大的阻止，理由很充分：这与当前的税法不合。县人大甚至正式通过一项决议，撤销新兴镇人大通过的实行税费改革的决定。

　　于是，“小岗变法”的惊险一幕，再度重演。镇里的领导横下一条心，继续干下去！而一旦上面问起，则干脆义正词严：“我们早就没再实行原先的税费改革办法了。”

　　改革，就在这种冒险与探索中，迈开了脚步。

　　一切的努力与付出，终于在2000年得到了回报。

　　事情的真正转机应该出现在两年前。1998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安徽，对于农村改革，他坚定地强调两点：一是坚持试，不争论；二是坚持“三个有利”的判断标准。江明确要求，今后一个时期，要“改革和规范农村税费制度，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

　　伴随着这个来自高层的声音，中央明显加快了推动农村税费改革的步伐。1999年3月5日，全国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在京召开，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承诺：“抓紧制定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并付诸实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2000年3月1日，省政府召开全省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根据国务院决定，在安徽率先推行农村税费改革。4月13日，全省经济工作经验交流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动员大会在芜湖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到会讲话。

　　显然，地方政府的大胆尝试与悄然努力，逐渐得到了高层的默许与认可。其实，早在1996年12月，当外界对于安徽部分地方“偷偷摸摸”进行的税费改革试点大肆质疑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明确下文指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对有些地方进行的负担分流和一些粮食主产区进行的税费改革探索，可以继续试验。”

　　经过慎重决策，党中央、国务院最终决定确立安徽作为税费改革唯一的试点省份。据说，最初国家准备在五六个省份搞试点，但大部分省在调研后却纷纷打起来了退堂鼓，只有安徽的领导明确向中央表示“愿意继续搞”。

　　这次税费改革的第一目标，就是减轻农民的负担。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正是安徽决策层多年的梦想。一旦试点成功，其意义绝不在小岗村“大包干”之下。当然，既然是试点，风险不可避免，尤其是政治风险。

　　安徽决策层的心里却特别有底。经过六七年来地方政府的积极尝试，一套完整的税费改革思路已经逐渐“浮出水面”。4月23日，《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正式公布，按照这一方案的设计，今后农民需要缴纳的税费，可以归纳为八个字：“一正一附，一事一议。”“正”，即农业税正税；“附”，是指农业税附加；规定农业税附加的比例不得超过农业税正税的百分之二十。村里兴办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需的资金，实行“一事一议”，一律由村民大会民主议论决定，并规定此项资金每年每人不得超过十五元。

　　困扰了中国农民千年的税费负担，第一次有了明晰的计算。而一度被农民称之为“无底洞”的“三乱”现象，则逐步得到了遏制。

　　一年后，《农民日报》记者夏树来到了位于长江之滨的和县。50岁的绰庙乡裕民行政村支部书记张抱龙掏出小本本，一项一项算给记者听：

　　裕民村共有13个村民组，365户人家，共1536人，2351亩耕地。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前一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以及三提五统24880元，教育筹资94000元，另外每亩地还收6元，用于村上死人时火葬补助，全村人均负担232.4元。到了2000年，全村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163013元，农业综合开发、外资还贷、水费等44981元，加在一起共207994元，人均负担135.4元。两相比较，裕民村农民人均比上年减负近百元。

　　裕民村农民的幸福生活，显然还只是开始。

　　伴随税费改革进行的，是“吃饭财政”的改革，最直接的途径就是乡镇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9月15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乡镇机构电视电话动员大会，正式拉开全省乡镇机构配套改革的大幕。当年，全省乡镇党政机关精简内设机构9700个，减少行政编制6100名；乡镇事业单位精简50%以上，财政供给事业单位人员编制精简40%以上。这在全国又走在了前列。

　　由此，公共财政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并成为一种可能。新的历程，就这样开始了。

　　当然，安徽的贡献，并不仅于此。

　　这一年的3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今年将在安徽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再行展开。”而就在安徽全面税费改革试点一年后的2001年，他就先后三次来到安徽，调研相关情况，并丢下一句话：中央寄希望于安徽！

　　安徽，没有让全中国失望。4月12日，仅在安徽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一个多月后，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就突然走进了“安徽第一上访大县”怀远县。尽管没有任何的事先安排，但当地农民的回答还是让温家宝倍觉温暖。他确信，农村税费改革确实使这个产粮大县的农民负担被减轻。而有数据证明，2001年，安徽全省涉及农民负担的事件和信访量下降85%以上。

　　这无疑坚定了中央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给予国民待遇的决心。五年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宣布：2006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至此，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国家向农民征收“皇粮国税”的政策，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

　　后来有很多人评价说，农村税费改革是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农村继实行土地改革、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被誉为“第三次农村革命”。应该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依法调整和规范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将农村的分配制度进一步纳入法治轨道，堵住加重农民负担的口子，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步骤。

　　而农村税费改革的意义，其实并不仅止于此。其本质是一种权利的回归。数千年来，中国的农民长期被贴上了一种标签，只要脱不了“农村户口”，农业税就如影随形地跟定你，活到老，缴到老。而农村税费改革以及由之推动的“全面取消农业税”政策，则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这无疑也是当代中国政府执政理念的一种飞跃与提升。

　　李昌平后来说，取消农业税“意味着靠农民养活的时代结束了”，随着新制度的实行，将为农村民主化开辟真正的广阔前景，农民将充分体会到改革带来的变化。

　　这与当年毛泽东“找到新路”的梦想不谋而合：“这条新路就是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