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汾溃坝事件后，山西排查省内尾矿库，发现有证的尾矿库还不如无证的多，在襄汾县内的125个尾矿库中，只有1个有合法手续。“不发生事故是偶然的，发生事故是必然的。”王君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大会上，表明了对违法生产经营的打击绝不手软、对事故责任人员的追究绝不姑息的坚定立场。“我们宁听‘骂声’，不听‘哭声’。”他说。

　　对生产企业的治理牵涉地方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骂声”是少不了的。但变革是必需要走的路。接受采访的人士多认为，问责风暴的确在山西官场形成震撼效应，对官商勾结也形成一定的遏阻作用，出于自身仕途考量，地方官也要把安全生产放到重中之重。但山西长期粗放经营生产，过度开采矿产资源，事故隐患几乎无处不在，目前已到了“密集偿还期”。新任领导常常要为上几届的旧账埋单。

　　而问责某种程度的无规则性，也让其实效大打折扣。竹立家说，依据权责一致原则，地方党委一把手应对事故发生承担第一责任，而现实是，政府领导常成为最终埋单者；而在不同区域，问责的标准显然不一，今年国内其他省份并非没有发生恶劣影响远超过襄汾溃坝的事件。

　　问责导致官员流动的频繁，亦给政策的有效贯彻增加了难度。据报道，临汾市旨在减少矿难发生的矿权改革，就因此而停滞。

　　更深层次的局限是，问责制能加强官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山西的经济格局和发展生态。山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忠烈说，山西90%左右的工业、80%左右的GDP都依赖于资源，山西省未来生态恶化的压力恐将进一步加大。“虽然是资源大省，但完全依靠资源求发展走不通，要转型。”而他强调的“产业结构调整”等话题，在山西亦属老生常谈，其实效已引起质疑。

　　10月16日，山西省副省长牛仁亮在第三届全国网络媒体山西行开幕式上提到，“山西不能不采煤，否则中国的经济就要瘫痪。”牛仁亮的话，显示出在GDP取向的发展路径中转型之难。他希望山西能够在能源开发和生产安全和环境治理上找到平衡点。而有悲观主义者认为，在市场经济的利润诉求及增长意识形态的驱动下，所谓的平衡点是找不到的。

　　郭忠烈则进一步认为，生产安全事故之外，那些缓慢而持续的生态环境污染导致民众生命健康权被侵害，才是最大的问题，而这种环境安全的破坏却尚未被纳入问责体系。

　　“现在中国有多少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这样发展下去，怎么受得了？”郭忠烈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但他终究是悲观的：我们能够不仅延缓而且可以避免生态崩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