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来不及，我要传染你，直到感觉你的脸上，都是唾沫的痕迹，直到高烧不能退出，知道不能呼吸，让我们一起隔离！”

　　五年后，重温这个“非典”时期高速传播的短信，竟恍然一种错觉，仿佛当初那种突如其来的恐慌与沉重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然而，历史有可能沉睡，却不可能消失。轻轻翻检记忆，谁都不能否认，那曾是各自生命中最为黯淡的一段岁月——

　　那一年的开端，有些伤感。三月的风，微微裹着几丝寒意，人们从电视上看到他们熟悉而敬重的朱镕基总理，像往常一样拱手抱拳，向国人致意。每个人都清楚，这将是他作为共和国总理的最后告别。

　　接替他的是时年61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温总理也是安徽人的“老朋友”，曾经多次到安徽考察工作，特别是农村工作。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位自称“温和但自信”的新总理，将带领中国人民一路昂扬走向新的征途。

　　艰难，却不期而至。全国“两会”尚未闭幕，一个令人恐慌的消息就通过网络、短信、电话等民间途径，漫天飞舞：SARS来了！这是一种传染性、致命性极强的严重急性肺炎，更可怕的是，由于尚未找到病原，医学专家们只能含含糊糊地将其中文名称定为“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

　　悄然间，恐惧涌上心头。4月20日，正值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防治“非典”不力被免职的当天，安徽省委、省政府负责人带队检查“非典”防治工作，进一步落实全省防治“非典”的各项措施。

　　两天后，安徽阜阳发现1例输入性疑似非典型肺炎病例。4月24日下午，省卫生厅厅长高开焰向全省通报：经省专家指导组最后确诊，该病例为输入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患者系女性，4个月前去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打工，因自感高热、全身酸痛而乘车返乡。

　　安徽人的神经，顿时紧绷了起来。4月26日，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发出进一步加强“非典”防治工作的通告，并成立由省长任总指挥的“非典”防治工作总指挥部。一时间，抗击“非典”成了举省上下的头等大事。

　　紧张的状况一直要持续到6月才能结束。6月5日，省政府首次出台《安徽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即日起正式施行。磨难，让人成熟。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当中，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学到了很多，这可能是今后我们克服这种突如其来的疾病的宝贵精神财富”。

　　更加令人欣慰的是，面对“非典”的袭击与困扰，人们没有被动等待，而是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积极寻求“绝地反攻”。6月3日，全省刚刚解除“非典”疫情警报不久，24个经贸团组就迫不及待地分赴海外开拓市场。

　　而据省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非典”警报解除后，全省餐饮业迅速恢复并逐月快速增长，四季度餐饮业零售额实现48.8亿元，增长18%，比一季度增幅高1.1个百分点，为全年各季度增幅之首。旅游业全年接待入境游客28万人次，创汇1.1亿美元，国内游客3337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187亿元，旅游总收入196亿元，仅比历史最好水平的2002年减收20亿元。

　　虽然一开始有点手忙脚乱，但稍稍平静之后，安徽人最终还是冷静而沉着地打赢了这场“世纪之战”。

　　这一年，需要安徽人去面对的“世纪之战”远不止“非典”。

　　淮河，一直被称之为“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历史上曾多次泛滥成灾。每年到了六七月份的时候，总是令人提心吊胆。这一次，淮河流域“索性”连续出现大面积、高强度、长时间的降雨，形成了1954年以来的最大洪水。

　　7月6日下午3时20分，为了确保沿淮全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安徽颍上县唐垛湖行洪区炸坝行洪。接到行洪命令后，地处行洪区的颍上县垂岗乡乡长周泉周泉开着车最后一次进入湖区，当时，湖区已经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望着5000亩连片的花生地，还有2500亩速生杨树林，想到这一切很快就要被淹没在滔滔洪水之中，这个北方的汉子嚎啕大哭。

　　安徽省省长、淮河防总总指挥王金山曾多次说，开闸、启用蓄洪区是在“坚决地执行了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命令”。据记载，近500年间，淮河流域共发生大水灾350次。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每隔11年左右就发生一次发洪水。每一次淮河泄洪、蓄洪，对于区域内的居民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牺牲。

　　这一次也不例外。行洪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们死死地盯着洪水，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尽管险情不断，但他们满有把握守住大堤，不仅可以守住，而且可以再守一米。然而，上游、中游全线吃紧，如果他们再守一米，那么河南、安徽将成一片泽国。

　　作出局部牺牲，是当地老百姓唯一的选择。望着这些朴实而善良的目光，周泉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含泪写下了《一位行洪区乡长的炸坝手记》。在文章中，他不无悲情地写道：“风大雨大，人们最后望一眼自己的家，走向高地……最后走的，是背着死也不肯离开家园的老人的汉子……”

　　淮河人的奉献，感动了中国。而周泉的这篇《炸坝手记》，更引起了决策者们深深的思考：“难道没有更好的选择吗？”据《阜阳日报》报道，文章发表后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的视野。7月26日，回良玉在这篇文章上作出批示，要求国家防总及有关部委同志阅读。

　　10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淮河治理问题，决定把治理淮河作为近期全国水利建设的重点。10月28—29日，国务院召开治淮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治淮工程建设，力争在2007年前基本完成原定2010年完成前完成的19项治淮骨干工程项目。

　　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安徽省委、省政府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提出抗洪防汛的“新思维”：尊重和适应自然规律，科学地处理人与洪水的矛盾。同时，更加注重科学决策和调度，不再让灾区群众作居住、搬迁、返回这般周而复始的折腾，计划三年内将沿淮低洼地区120万人永久迁出，使他们远离洪水侵害。

　　2006年10月，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省委书记郭金龙曾透露：在讨论“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其他一般项目我都可以不管，我只坚持强调一个，就是十一五期间继续治淮。毛主席说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句话带着很深感情的。否则不安宁啊。

　　当年11月6日，淮河中游最大的水利枢纽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正式建成。专程到实地察看工程情况的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欣喜地说：临淮岗工程的建成，结束了淮河中游无防洪控制性工程的历史，实现了沿淮人民的百年夙愿和几代治淮人的“世纪梦想”，展现了新时期治淮事业的辉煌成就，标志着淮河流域整体防洪保安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2007年7月，淮河洪水卷土重来，但安徽沿淮区域表现从容。据统计，当年淮河防洪共启用蒙洼等10处行蓄洪区，比2003年增加1处，比1991减少7处，但淹没行蓄洪区耕地面积却仅为59.01万亩，分别比2003年和1991年减少了18%和57%。

　　千里淮河安澜，不再仅仅是梦。

　　当然，变成现实的梦想，并非总是美丽的。遗憾的是，要想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往往需要太多的时间，令人尴尬。

　　回想这一年的“媒体盛宴”，其中最喧哗的莫过于“资本大鳄”顾雏军北上收购安徽首家上市公司——美菱电器。在“国退民进”即将进入收官阶段之时，这一“战略重组”曾被视为典型标本，高调问世。

　　2002年7月，原美菱集团董事长兼美菱电器董事长张巨声怅然远去。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正是在这一年中，曾和美菱同样在2001年陷入巨亏的“兄弟企业”科龙电器转手至顾雏军旗下，格林柯尔声名日隆。于是，入主科龙已届一年的顾雏军，水到渠成地跃入了决策层的视线。

　　顾雏军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企业家，他所创办的格林柯尔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第一年就宣布实现利润2.69亿元。2001年10月31日，格林柯尔突然出击，一举成为国内头号制冷家电企业“科龙”的第一大股东。

　　选择这样的合作伙伴，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让人放心。6月1日，美菱方面与顾雏军高调举行股权转让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美菱集团与广东格林柯尔方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2.07亿元向后者转让美菱电器20.03%的股份。股权转让后，美菱集团仍持有上市公司9.8%的股份，退居第二大股东。这成为安徽当年度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

　　一年前，承应着全省汹涌而起的“工业化浪潮”，合肥市政府出台《建设国内外重要的制造和加工基地规划纲要》，谋划将合肥打造成世界家电制造基地，这无疑离不开外来的战略投资者。显然，顾雏军被寄予了厚望。

　　梦想中的惊喜，并没有如期而至。2004年夏，香港学者郎咸平继炮轰TCL、海尔之后，在复旦大学做了一场“爆炸性演讲”，直言不讳地说：“难道顾雏军模式就是我们经济改革十于年来所期望的“民营企业家”吗？如果顾雏军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典范，那我真要为中国的未来而哭泣了。” 说明白点，他认为顾雏军掐准了地方政府急于“国退民进”的软肋，“利用法制不健全的空当，合法地侵吞国有财产”。

　　2006年1月7日，美菱电器发布公告，董事会宣布免去顾雏军在内的原格林柯尔四位董事的职务，增补长虹董事长以及长虹空调公司总经理、董事李进为美菱电器董事。郎咸平关于国企改革的观点正确与否，暂不予置评。但这一次，他却不折不扣地给安徽人上了一课。

　　不过，改革的进程并不会因路途中的挫折而停滞。2008年，合肥市把当年确定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决战之年，改革目标包括：除公用事业等外，全员解除国有(集体)职工身份，在此基础上实行全员聘用竞争上岗制度；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通过国有产权转让、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形式，实现国有资本在竞争性领域全面退出等。

　　这一年的4月16日，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发布招商公告：美菱、荣事达两家国内知名的家电集团的全部股权，将对外公开转让。

　　在几乎没有前例可循的状况下，大刀阔斧地向前行进，总比谨小慎微地原地踏步要更有价值一些。

　　种种迹象表明，在经过多年的摸索和曲折之后，无论是个人，还是地方政府，都已经突出地意识到：要解决结构性、整体性的矛盾，最终的途径仍是从体制和机制上入手，要真正从思想上“跨出勇敢的一步”。

　　正因为如此，在这一年，有许多“重大的细节”不容忽视：

　　3月21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农村税费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试点工作，表彰试点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通报霍邱县高塘镇付井村违反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和查处情况。

　　4月15日，省委召开七届四次全会，首次无记名票决的方式，决定11位同志为省辖市党政正职拟任和推荐人选；

　　9月15日，省委、省政府决定对造成86名矿工遇难的芦岭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有关责任人进行问责，20名干部分别受到撤职、开除留用等处分。

　　12月16日，省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数字安徽”建设全面启动。

　　显而易见，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甚或是社会层面，一个逐渐领略到改革真谛、管理本质的体制和机制，正在悄然形成。

　　曾经为中国改革书写过伟大篇章的安徽人，再一次静静低下头来，继续着沿着布满荆棘但又充满希望的发展之路，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