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的自我欣赏。想唱就唱，要唱的漂亮，就算这舞台多空旷，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

　　当站在全国劳动模范领奖台上的时候，陈先保的内心深处或许会响起同样的歌声。这一年，三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子站在“超级女声”的舞台上，唱出新生一代大胆的渴望。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含蓄多年的心声，包括陈先保。这是民营企业家首次参选全国劳模，陈是安徽民企界唯一的一个。

　　十多年前，在几乎没有人为他鼓掌的情况下，身为公务员的陈先保毅然辞职，怀揣着有限的资金下海创业。从生产儿童冷饮食品“棒棒冰”起家到转型成为炒货界的佼佼者，陈先保一路走来，布满艰辛。幸运的是，他成功了，由他一手缔造的“洽洽” 系列产品畅销全国，并出口远销到东南亚、欧美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终于看到了“挥舞的荧光棒”。

　　与陈先保相比，汪宏坤的道路可能要更曲折一点。这个从小就有点不太安分的桐城小伙子，当年披着一头长发，带着仅剩下的75元钱，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在北京打工的日子，他干过油漆工，当过小老板，却在事业刚有起色的时候差点遭遇“死亡之神”的眷顾。车祸住院期间，他刚从昏迷中醒来，就惦记起了未完成的订单，趁着护士不注意，就拄着拐杖溜回了工厂。

　　或者正是凭借骨子里这种韧劲，汪宏坤最终赢得了胜利的掌声。4月28日，他以外来务工者的身份入选北京市劳动模范。此时，他已拥有近亿资产。

　　这几乎是安徽民营经济全面爆发的一年。似乎一夜之间，过去一直被视为“草根”的民营企业家们纷纷活跃间皖山徽水之间。5月21日，江淮电缆集团公司等十家民营科技企业入选“安徽省民营科技十强企业”，感受着鲜花与微笑的魅力。一天后，安徽新华学院成功晋升本科高校，实现安徽民办高校“零的突破”，为安徽高等教育领域增添新的色彩。9月23日，素有“美术奥运”之称的第十六届国际美术大会将主办地从原定的北京搬到了合肥，而实现这一不可思议转变的“幕后推手”，同样是安徽的一位民营企业家。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草根企业家”们用自身的实践证明：努力 ，就有希望！

　　这一年，安徽关键词锁定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奋力崛起”。

　　这个词汇出自2004年12月25日的省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会议。这是公开报道的郭金龙履任安徽省委书记后主持的第一个会议。9天前，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在合肥宣布，中共中央决定：郭金龙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提名为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

　　在与安徽各地干部群众的交流中，郭金龙深切感受到安徽人民最为渴望的是加快发展。虽然安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曾写过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与东部繁荣、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相比，安徽与其他中部省份一样，面临“中部塌陷”的尴尬。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六省都有较快的发展，但近年来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即许多指标的平均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数据显示，除山西外，中部地区人均GDP与全国相比：1980年为88%，1990年为83%，到了2003年则只有75%。而在GDP总量上，中部与东部之间的差额在20多年间增加了6倍！

　　人们算来算去，最后惊讶地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实：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80年代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期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国内只剩下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有限的几个省没有优惠的国家政策可以享受了。

　　在此情况下，在2004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第一次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概念。尽管只是短短几句话，却给予包括安徽在内的中部地区人民无限惊喜。他们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

　　履职安徽不久的郭金龙，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初次提出安徽要“奋力崛起”的几天后，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经过深入思考的他再次将之完善为全新的发展思路：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奋力崛起。这一战略构想很快被写进了新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

　　崛起，成了6500万安徽人民心中最为迫切的呐喊。作为省委书记的郭金龙，更是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一年的全国人代会期间，他看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门口有一个屏风，上面有毛主席的一句话：“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

　　郭金龙后来说，在那个屏风前，他足足站了5分钟，心潮起伏良久不能平息。安徽是有大希望的。叫奋力崛起也好，维护形象也好，我们就是力争要做到让每一个安徽人以安徽为自豪，使每一个在外的安徽人提起家乡就骄傲！

　　但是，决策者们很清楚，安徽崛起，固然存在区位、资源、人才等优势，但困难亦不言而喻。以2004年的统计数据为例，人均生产总值7449元，为全国人均水平的71%，在中部六省居末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7511元，比全国低1911元，中部六省中排名最后，农民人均纯收入2449元，比全国低487元，也是中部六省中最低。经测算，要在“十一五”赶上全国人均生产总值水平，年递增须在15%以上，发展的任务相当艰巨。

　　对于这一点，政府高层显然已经拥有了相当成熟的考虑。200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省长王金山在与新华网网民交流时，曾专门破解谜题：安徽怎样顺应“中部崛起”的大趋势，抢抓这个机遇搞上去？我们如果说有一个想法的话，就是要抓住一个核心，强化一个基础，构建一个平台，发挥三大优势。具体地说，就是抓住以工业化为核心，强化农业基础，构筑“861”行动计划这个大平台，抓好八大产业基地和六大基础工程的建设。

　　作为战略支撑，安徽还确立了跨越式发展、东向发展战略、加快毗邻苏浙地区发展、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全民创业行动等一系列现实途径与配套行动。这一年，安徽多次派出高规格的党政代表团赴江苏、江西、浙江等地学习考察，与当地共商交流与合作大计。这一年，安徽先后召开加快毗邻苏浙地区发展座谈会、加快马芜铜宜等沿江四市发展座谈会等区域性会议，要求具备优势的地区“在安徽东向发展和奋力崛起中勇当先锋，发挥脊梁作用”。

　　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更多的投资者驻足于安徽，更多的安徽人看到了未来。在他们的心中，一幅美丽的蓝图被悄然勾勒出来：当前安徽经济仍处于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很大。

　　近两年后，2006年12月，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郭金龙向与会人员报告着这一年的成绩：投资增长幅度居中部地区第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居全国第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幅度居全国第三；进口口总额居中部地区第一……

　　安徽，正在迅速崛起！

　　安徽崛起的努力，几乎已经有点迫不及待。

　　3月，一份《安徽省核电工程项目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专家审议。至此，安徽核电项目的前期工作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作为全国一个重要的能源基地，安徽煤炭资源丰富，截至当年，总量已达908亿吨，保有储量246.8亿吨，位居全国前列。产煤大省缘何要建核电站？

　　经济过热所带来的能源供应矛盾，以及长久未能解决的煤电之争，是造成安徽下定决心上马核电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安徽95%以上的电力供应均依赖于煤炭，但在全省每年约7000万吨煤炭的销量中，供应给本省的不到四分之一，有时还有依靠买煤发电。

　　2003年12月，中央高层开始左右权衡经济过热增长的利弊，最终决定拉响宏观调控的警笛，并在第二年的4月正式“拉下大闸”。这次宏观调控的动机，是要求各地运用多种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整顿重点是钢铁、电解铝和水泥三大行业，但强调要发展能源、交通。两年来，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政府与企业先后来到安徽考察，并就煤电联合、皖电东送及电煤供应问题，与安徽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安徽能源产业的发展开拓出无限广阔的市场空间。

　　这对安徽无疑是个“黄金机遇”。由于历史原因，过去安徽有煤不开矿，有煤不建电厂，不发电，在中央决定进行宏观调控之前，安徽已经几年没上电厂了，这对全国的能源供应自然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从2003年起，安徽就开始出现“硬缺电”现象；到了2004年，安徽煤电厂的存煤量一直达不到维持7天的合理存量，无煤停机现象时有发生。

　　“矛盾的供应”背后，隐藏着深层的结构性弊端——煤电之争。其实煤电之争已经延续多年，只不过到了这一年，问题愈演愈烈，以致主要的国有发电企业当年未能与煤炭生产企业达成2006年的煤电供应协议。有专家曾经表示，双方不仅仅是价格之争，而是计划与市场两种体制、两种经济模式的强烈碰撞，“煤电之争”是“市场定价机制”和“电价管制机制”之间的矛盾，原因在于：煤炭企业已经基本脱离计划管束，而电力企业大多数是国有的。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往往不是地方政府所能掌控的，甚至也不是放开价格管制就能够彻底解决的。在此状况之下，寻找核电出路，不能说不是一种无奈而长远的抉择。

　　这一年，有一个人同样作出了一个无奈而长远的抉择。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抉择不是他个人作出的，而是一个城市作出的。

　　这个人，就是3月底才正式就任合肥市委书记的孙金龙。此前，他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年主席，2003年5月调任安徽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谁都没有想到，这个1962年出生的市委书记，“第一把火”烧得竟然是城市中最为敏感的神经——违法建设。

　　7月，在经过慎重的调研与深入的思考之后，履任新职仅三个月的孙金龙斩钉截铁作出动员：咬咬牙，啃掉违法建设这块“硬骨头”！在此之前，合肥市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拆违行动，但最终均无疾而终。

　　正当人们尚在观望之际，轰隆隆的推土机推倒了合肥市委办公厅、合肥市人大机关的十几间门面房。这时候，许多人才缓过神来，看来新任市委书记的话绝非空头口号：“如果有个别同志有侥幸心理、观望心理，认为可以不拆，过一段时间风声就过了，就完事了，你们回去告诉他，不要有侥幸心理，这绝不是一阵风。”

　　后来的事实证明，孙金龙做到了，合肥做到了。大拆违拆掉的不仅是违法的城市建设，还有陈旧的权力观念、利益争夺、短视思维。应该说，大拆违是对整个城市最认真、最严肃、最全面的一次检验。省长王金山说，“若干年后，拆违可能是一个壮举，很有可能会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这样的烙印，那就是合肥的变化从拆违开始。”

　　这一年快结束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2005年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合肥名列其中。与她一起入选的，还有芜湖、马鞍山两个市。

　　很显然，拆，更是为了建。一年后，合肥市投资巨资，高调启动“大建设”，城市的格局发生着焕然一新的变化。现代化滨湖大城市建设，被郑重写进了《合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之中。

　　许多年后，人们将更为清晰地认识到，大拆违、大建设所改变的，不只是合肥，不只是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