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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0期:小岗分田包产到户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25日09:42  新京报
第280期:小岗分田包产到户
  1978年,小岗生产队长严俊昌(左)和副队长严宏昌(右二)在一起搞包产到户。1981年,全国农村绝大部分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第280期:小岗分田包产到户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个农民在一纸保证书上按下手印和印章,率先实行“分田包产到户”,保证“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一纸契约、18颗鲜红的手印和印章,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总第280期“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决定“分田包产到户”,揭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

  小岗大包干揭农村改革序幕

  小岗“大包干”契约书

  时间: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

  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关廷珠等20人签字按印

  (编者注:当时,小岗生产队20户农民有18户户主在场,外出讨饭的关友德的手印由叔叔关廷珠代按;严国昌的手印由其儿子严立坤代按。)

  1978年,11月24日。

  这一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秘密聚会。

  村民严立华的家中,烟味弥漫,以严俊昌为生产队队长、严宏昌为副队长的18户户主沉默不语。

  “分田包产到户”,最后,这个当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大胆决定打破了沉默。

  借着煤油灯光,在一份不到百字的保证书上,18位农民依次签名,用中国最传统的方式在私底下起草的契约上按下了自己鲜红的手印。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失败,干部即使坐牢杀头也心甘,其小孩由全体村民负责抚养到18岁。”

  队长严俊昌在会上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

  但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30年前仅仅是出于“填饱肚子”这种原始冲动的一个冒险尝试,却让小岗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1979年10月,小岗生产队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五年的总和。

  然而,即使获得了丰收,批评的声音却不绝于耳。因为,自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来,“包产到户”一直是被质疑和批判的对象。

  1980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大包干”的做法。他和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对“大包干”

  的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两年后的1月1日,中央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中国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发展多种经营。

  于是,小岗成了明星,对小岗和它的18户人家的赞誉持续至今。

  出名后的小岗在上级的支持下,房子漂亮了,道路平坦了。1993年,省里为了让小岗富起来,将小岗生产队组建成了只有480人的小岗行政村。

  小岗人的致富冲动和改革精神也在与时俱进。

  30年前,严俊昌带头“分田到户”,如今他的儿子严德友,又将分散土地流转后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

  1997年,担任小岗村党支部书记的严德友发现,粮食产量已达到极限,要想再靠“包干式”的独立耕作难以增产增收。而且,小岗村和其他农村一样出现打工潮,导致农田闲置。

  2001年,严德友将农户闲散的8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集中使用,种植葡萄,年收益比以往翻两番。

  通过土地流转,严德友葡萄园规模扩大至180亩。

  “我就想把这些土地做精做透”,严德友准备在小岗村租用600亩地,发展观光旅游业。一切谈妥后,却遭到几个“大包干”带头人的反对,严德友说,他的做法被认为是走回头路。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前,9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小岗村,肯定当地的土地流转试点,表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11月21日,新华社报道称,日前,凤阳县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挂牌运营,为安徽省首家。中心成立后将为凤阳县各乡镇的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交易平台。

  目前,凤阳县共流转农村土地总面积11.5万亩,流转形式有转包、转让、租赁、互换,流转期限为1至20年,通过土地流转直接增加土地产出效益1亿元。

  -对话

  严俊昌:土地流转尊重农民意愿最重要

  30年前,小岗生产队搞“分田到户”把土地分了;如今,一部分土地通过流转搞规模经营又“合”了。

  15年前,小岗生产队从原来的村子里分出来了,成立了小岗行政村;今年,小岗村又合并回去成为“新小岗”。

  如今,68岁的“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已经有了曾孙,谈及小岗过去的30年,他说,“有欣喜,也有惋惜”。

  2008年10日8日,严俊昌的家中,回忆往昔,老人细数小岗的变化,以及因小岗给个人生活的改变。

  带头“大包干”后入党

  万里问我第一句话:“是不是党员”

  新京报:30年过去了,是不是还经常在想着改革前后给你生活带来的变化?

  严俊昌(以下简称严):变化太大,分地时我有6个儿子两个女儿,分了五六十亩地,我一半种水稻,一半种麦子。以前根本吃不上小麦馍,1978年分地后天天吃。

  分地那年,不仅粮食够吃了,还卖了很多,整个小岗生产队卖了3万多斤花生,我家里也卖了不少,手里有些钱可以花了。

  新京报:有了钱首先想到的是干什么?

  严:盖了三间草屋,1978年时,家里10个人就挤在一间茅草屋里,村里人说我六个儿子以后能有一个讨上媳妇就不错了。现在,我6个儿子都娶媳妇了,大儿子已经当爷爷了。

  新京报:当年你们把地分了之后,有很多领导来视察过,印象深吗?

  严:1980年1月,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来到了小岗生产队,我记得当时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不是。

  新京报:然后呢?

  严:他说中国那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的路我们走了,为什么?因为有些共产党员怕丢乌纱,他还说有些共产党员心里想的不是人民。

  新京报:你当时为何不入党?

  严:我当生产队长时不是党员,有人就说过我对党不满意,我说是自己不够格,作为生产队长,自己的命保不住,带着群众出去逃荒,那不是一个党员该做的。

  新京报:后来入党了。

  严:后来镇里找我,说我对党做了贡献,建议我入党,这样我就入党了。

  当村长身不由己

  不按上面口径发言,向中央领导反映实情

  新京报:土地承包后,村民手里有了点钱,日子好过多了吧?

  严:好过一点,但没过多久,就开始有各种摊派收费了,当时的农村都这个样子,小岗也不例外。

  新京报:都有哪些费?

  严:五花八门,估计你们也知道前几年农民的苦,我们这里果子没熟就去要特产税,养头猪还要交20块钱。那时候乱罚款也很厉害,不罚就去家里扒粮食。

  新京报:作为村干部,参与收费吗?

  严:小岗是严岗村下面的一个生产队,“大包干”之后我就当了严岗村村长,一年1000多块的津贴全是从农民的各种税费中得来的。

  我是村长,还要带头去罚款,去扒人家的粮食,说实话很不情愿,因为我当年带领大家,现在又去盘剥群众,心里觉得对不起大家。

  新京报:不能不做?

  严:由不得你不做啊。

  我又不认识几个字,于是就找一个教师写了一封信,托人带给了万里,过了一段时间,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来我们这里了,估计是看了这封信的,那是1990年以后的事。

  新京报:你见了温家宝了吗?

  严:很不容易,县里不让温家宝到小岗村,说抽水把土路给淹了,实际上没那回事,但听说是温家宝一定要见我们,最后才用车子把我们接到镇上去了。

  新京报:谈了哪些事情?

  严:温家宝来之前,县里就让我按他们的口径说话,我不同意,最后县里说不安排我讲话,我说那也行。

  我们在镇上见到温家宝的时候,有人跟他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5000元了。

  快散会时,温家宝点名让我讲话,我觉得讲假话对不起群众,就说了罚款摊派的事,说我们的实际收入只有1000块钱。

  新京报:结果呢?

  严:温家宝说如果是事实就一定要改正,县委书记说可能是下面干的,结果那一年我们的各种摊派就取消了。

  新京报:因搞土地承包,你们出名了,有了见中央领导的机会,是不是经常向他们反映情况?

  严:也不多,我就向中央领导反映了两次真实情况。

  新京报:还有一次是什么事情?

  严:有一次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来小岗,我反映了粮价较低的问题,后来出现了国家以保护价收粮的做法。

  成立小岗村

  1993年免收农业税,省里直管小岗工作

  新京报:跟领导反映问题后,给小岗带来什么变化没有?

  严:温家宝走后,县里就考虑怎么支持小岗的发展了。

  新京报:有哪些措施?

  严:县里考虑将小岗和大严两个生产队从严岗村分出来,1993年成立了小岗行政村。后来是省里直接抓小岗的工作的。当时我是严岗村村长,上面让我去新成立的小岗村当支部书记,我不大愿意。

  新京报:为什么?

  严:村子才480人,工作肯定不好做,大村子遇到问题回旋的余地要大些。

  新京报:村民们对成立小岗是什么意见?

  严:也不同意,但县里说如果同意成立新的小岗村就免收村里的农业税,一听不要税大多数村民都同意,这样小岗实际上从1993年开始就没有农业税了。

  新京报:成立新的小岗村后,上面的扶持大吗?

  严:有一些,帮村里修了围墙,拓宽了道路,给村委会盖了20间办公用房,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来视察前,县里还给我们18个带头人每家装上了电话。

  新京报:那你现在为什么没有电话了呢?

  严:电话装了之后,很多记者采访,香港的、台湾的、国外的都有,有回冬天夜里,香港记者打电话说了半天,我又不好意思挂断电话,大冬天的,很冷,冻得够呛,后来我想自己不做生意买卖,要电话也没有什么用,就把电话线拔了。

  新京报:当年你带领小岗人冒着坐牢的危险把地分了,解决了温饱问题,担任新小岗的支书后,有哪些新的想法?

  严:想过。我认为钱该花在刀刃上,不能搞形象工作,应考虑调整产业结构,光指望那点土地种稻子、小麦是不能致富的,必须要工业、副业都发展。

  新京报:落实到行动上了吗?

  严:成立了小岗村农工商总公司,出去引资,我想好了,路子就是针对上海的菜篮子发展。

  新京报:效果怎么样?

  严:正在实施想法的时候,上面突然要调我到镇上当农委副主任,我不去,后来是县委下文了我不得不去。

  新京报:为什么要调你走?

  严:可能是实话讲多了吧。当农委副主任也没有什么事,就是到其他的村蹲点,收点税费什么的。

  更多内容请见新京报……

  □本报记者钱昊平安徽凤阳报道

  -新观察

  农村改革关键要保障农民自主权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家,中国的现代转折,命中注定也是从农村起步。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对此做出了卓越贡献。1978年,他们私定契约决定将公社土地包干到户,开创了中国的一个新时代。

  回顾三十年来农村、农业和农民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系,至少有两点启示在今天仍值得重视:一个是,农民同样是富有创新精神的群体,他们的自主创新权利应该受到尊重;二是从长期看,农村和农业的前途深切关系中国长远发展,这一点今天已再次凸显。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重点后,农村和农业就基本被忽视,其改革创新在最近二十年中一直停滞不前。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落后,在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重新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今天要向全面工业化迈进,其依托仍如三十年前一样在农村和农业。与以往城镇工业发展要以农村向城镇转移丰富廉价劳动力不同,这一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已很大程度依赖于农业经济的创新和复活。

  显然,中国农业的现状仍远远不足以支撑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产率不高,现代化程度不够,产业化水平低。也就是说,中国农业仍然是传统的成分多,现代的成分少,只能解决温饱而不能保证小康致富。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仍是土地问题,农民的土地权益尚未得到足够尊重。1979年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普及,使原先吃不饱饭的农民,开始能够养活自己。但如果严格执行这一经营方式、不继续进行制度创新,农业经济就始终在小农经济的范畴,农业无法升级,农村也就没有前途。

  中国农民其实是极富创造力的群体,只要政策条件允许,就可能焕发出改天换地的强大能量。当年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穷则思变搞起了承包制就是表现。小岗村近些年的艰难发展,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就是必须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和创造性。

  这一点,在对待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态度上表现最为明显。小岗村的农民们,近年来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刚刚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七届三中全会,呼应农民的需求,做出了健全土地流转制度、推进农业发展的决定。接下来,农民能不能分享到更多的改革开放成果,能不能通过盘活土地增进财富,还要看他们的土地权利及围绕土地所做的创新能不能得到实质性保障。尊重农民的自主创新权,至关重要。

  程亚文(北京学者)

  一日三十年——11月24日

  ●小岗“分田包产到户”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召开秘密会议,在“大包干”协议书上按上手印,决定“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广西阳朔空难141人遇难

  1992年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波音737—2523号飞机执行3943航班任务,由广州飞桂林,在广西阳朔县杨堤乡土岭村后山粉碎性解体,机上乘客133人和机组人员8人全部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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