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25日凌晨3点30分许，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渤海湾拖航作业途中翻沉。船上74名职工72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700万元。

　　随后，海洋石油勘探局称，事故原因是突遇10到11级特大风浪，不可抗拒。石油部向国务院申请，命名“渤海二号”钻井船队为英雄钻井船队，追认遇难者为烈士。

　　据介绍，当时，指出先进典型的缺点、错误，会被指责为“砍旗”或“抹黑”，重大事故成为新闻报道的禁区。然而，事发后8个月，《工人日报》等媒体报道了此事，并刊发文章指出，此次事故是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的结果。

　　1980年8月26日，国务院决定处理“渤海二号”事故相关责任人，解除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职务，给予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处分。

　　“渤海二号”事故报道，被学者称为突破。如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近半年，突发公共事件公开发布已成为必须。

　　石油局结论：事发风大浪急《工人日报》天津记者站记者刘俊生回忆，那时记者站与天津市总工会挨得近，事发几天后，他从总工会劳保部的人员那里得知此事。

　　“海洋局说是大风遇险，工人们与风浪奋勇搏斗，最后英勇牺牲。”刘俊生说，船上死了72名职工，“丧事被说成喜事”。

　　那个年代，新闻媒体不敢随便报道事故，加之消息封锁得很严，刘俊生只是知道有这个事，也未贸然采访。

　　1979年11月28日，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向天津市劳动局汇报时说：事故发生，在于气象突变，突遇特大风浪，不可抗拒；指挥无误；抢救英勇。

　　石油部给国务院的报告，也把事故发生的原因归罪于“遇到强大风浪袭击”。

　　工作组调查遭遇困难

　　然而，这种结论让天津市劳动局产生了怀疑，负责调查此事的时任天津市劳动局副局长潘长有向天津市委汇报，建议由有关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

　　“渤海二号”事发当天，天津市劳动局人员来到海洋石油勘探局，现场了解情况。

　　1980年1月22日，天津市调查组进驻海洋石油勘探局。

　　工人向潘长有反映，在调查组进驻之前的1月19日，石油部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建议将“渤海二号”命名为“海上英雄钻井船队”，72名死难职工追认“烈士”。与此同时，根据某些领导的授意，有记者写了一篇歌颂“渤海二号”“英雄事迹”的报道，只待国务院命名“英雄集体”的决定一公布，就在报纸上发表。

　　天津市调查组了解情况时，经常听到“搞四化也要付出代价，72人死得是值得的，他们是英雄，要交学费嘛。”。

　　由于对方不配合，调查工作遇到很大困难。

　　直到1980年3月25日，海洋局党委在向国家劳动总局负责同志汇报中，第一次承认“渤海二号”的翻沉，是违章造成的责任事故，但是回避了违章指挥。

　　同年4月，海洋局通知潘长有参加局党委扩大会议。会上，海洋局党委当场宣读了康世恩副总理关于“渤海二号”事故的处理意见。

　　据《时代的报告》杂志报道，处理意见指出，要看到管理问题，领导指挥状况，队伍状况和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在规章制度方面，操作技术方面，郁要有很大改进和提高。最后，处理意见强调，以上这些工作都作好了以后，再考虑事故责任的处理。

　　调查报告要求追责

　　此时，刘俊生回忆，他到《工人日报》总社开会时，汇报了“渤海二号”事故的选题，领导也有顾虑，没直接表态，让他继续调查。

　　《工人日报》领导向上级有关领导汇报，领导回应：不发消息，不做报道。

　　时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的丁望，得知这一决定后，仍旧拉上相关人员去了中南海，见到了万里的秘书，提出报道的要求，但当时并未明确报道此事。

　　1980年4月19日，调查组向天津市委报送了《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分析，造成这次事故的主因是，拖航时没有打捞被怀疑落在沉垫舱上的潜水泵，以致沉垫与平台无法贴紧，使得“渤海2号”载荷重，吃水深，稳性差，导致最后的翻沉。《调查报告》建议，对事故责任者追究刑责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这份报告，随后送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据《报刊管理》报道，1980年5月，薄一波在与全国总工会和《工人日报》报社领导谈话中说：“‘渤海二号’沉没，死了72个工人，报纸应该登。按宪法办事。没人出来讲公道话，官官相护不好，这样正气就没有了。”6月11日，在听取劳动保护情况汇报时，时任副总理的万里直接表达了对《工人日报》不报道“渤海二号”事故的不满，“没有反映工人思想问题，没有讲工人的安全问题，这样的《工人日报》我就不看。”6月20日，万里再次提到“渤海二号”事件，认为《工人日报》应该为工人说话，包括批评厂领导、部领导、国务院领导的官僚主义。

　　“如果你们掩盖这一类问题，掩盖我们的矛盾，不代表工人讲话，那就不要干这个工作。

　　你代表工人讲话，不要怕得罪哪一级。这样才会使工人感到你像工人的报纸。“万里点名让《工人日报》前去调查采访。

　　稿件写成没敢送石油部审在此背景下，《工人日报》加大了报道阵容。刘俊生负责现场采访，《工人日报》工会部记者陈骥和该报经济部记者牛凤和，拿着天津市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去调查核实。

　　“我们相当于拿着‘尚方宝剑’下去的。”陈骥说，明显能感觉到报社领导和记者对于“渤海二号”的采访开始“硬气”起来。

　　曾在石油系统工作过的陈骥，比较了解石油系统。据他介绍，那时，石油战线鼓励职工冒险作业，只讲生产，不顾安全，只要求职工服从指挥，不问决策是否科学。陈骥看不惯这套。

　　1980年5月，陈骥和牛凤和赶到天津，找到海洋局的职工座谈。

　　“我们海洋局是事故出英雄，一次事故，一批英雄，事故越多，英雄越多。”职工们反映，事发后，局里要大讲“渤海二号”不怕牺牲的功绩，开展所谓的大总结、大评比、大宣传、大表彰活动。全局统一思想，“事故”二字不许提。

　　“丧事当喜事，在石油系统并不新鲜。”陈骥说，之前，石油系统就发生过事故会开成庆功会的事。出了事，叫交学费，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一些媒体知道里面有问题，只不过不敢报道。

　　一个月调查核实，一个月撰写稿件。两位记者交上一篇消息稿，一篇新闻分析文章。稿件写好后，送到天津市劳动局、天津市总工会审查，并获通过。

　　陈骥坦言，稿件没敢送到海洋局和石油部审查，“送去就出不来了”。

　　□本报记者 耿小勇 实习生 陈旺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