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28日上午，呼和浩特市毫沁营镇的110国道，一辆辆拉运沙石的卡车驶过，卷起阵阵尘土。

　　汪庆祥，这位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下海，10年前金盆洗手的61岁老人尚在守护最后的家业。

　　汽车卷起的尘土笼罩着汪庆祥在建的二层小楼和曾经年销售额达到4000万元的装饰装潢公司——金牛公司。

　　人说，10年前这家公司很火。但如今，物是人非。在岁月的剥蚀下，这个曾经有着300多名员工的工厂现在几乎成为一个快要废弃的大院。工人走了，公司的牌子也已撤去。

　　穿过挨马路边正在建的小二层楼，记者走进一个类似仓库的办公室。

　　“别看这个办公室有点老，可是它却见证了我十几年的辉煌。”屋里除了那个老板桌就再也找不到和老板有关的痕迹。

　　老板的爆米花背景

　　汪庆祥的下海方式很不起眼——卖爆米花，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被逼出来的。

　　家境贫寒，这可能是那个年代人的共同经历，但这不影响汪庆祥的努力。因为成绩优异，汪庆祥被保送到内蒙古建设学校。毕业后赶上1968年内蒙古第一批保送工农兵大学生，被分配到内蒙古建设厅工作。

　　工作后，因为无意间评论了当时的时事，汪庆祥被定罪，并入狱3年。从此，汪庆祥的生活蒙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给他及家庭带去了深深的伤痛，就连找对象都不敢找城里的，最后娶了个“没有户口的”农村姑娘。

　　70年代，汪庆祥得以平反，之后被分配在新城“五七厂”工作。当时他的月工资达到120元。尽管当时市场经济的大门还在紧锁，但在他看来，要想干点啥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因为在他的家里，妻子没有粮食供应，是一个吃高价粮的。他只有挣更多的钱才能让这个没有粮票指标的妻子生活得更好一点。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全民性的物质欲望被猛地激发出来，摆脱贫困成为至高无上的公共理想。在这个目标下，对制度和道德的漠视受到默许，同时也给那些头脑灵活且急于发家的人提供了机会。汪庆祥开始蠢蠢欲动。

　　在那个将商人或个体商贩冠以“黑”字的时代，他只能是偷偷摸摸地做点“小生意”。

　　汪庆祥选择了卖爆米花，那时一锅爆玉米花才一毛五分钱，但即便这样，他下班后仍然去卖爆米花。

　　呼市第一批“倒爷”

　　如果说卖爆米花只是一种尝试，那么倒卖货物才是他真正开始下海。

　　有一次，公司领导在会上触及了他的“政治伤疤”，他感到很不是滋味，于是决定辞职，出去闯荡。那时，正赶上河南发大水、四川大旱，严重缺粮，他从“黑市”上低价买到粮票贩到河南、四川，一方面是救急，另一方面也为赚钱。

　　在那些执行“价格双轨制”和打击“投机倒把”的日子里，他自己认为“只要是不偷不抢，什么赚钱倒什么。”就是这种游刃在“灰色地带”下的他在那个特殊年代开始了他的原始积累。

　　他倒卖过羊皮袄，将廉价的羊皮袄贩卖到东北地区，赚了一倍的钱后再从东北贩进药材、木耳、蘑菇等到南方和西北稀缺的地方，最远的时候卖到广东，他还曾经多次参加过当时在广州举办的交流会。

　　在东北长春市贩卖羊皮袄时，他看到一家电影院里正在热放《日本大海战》电影，当时一张票是两毛钱，但是非常畅销，很多人买不上票。他看到这里，心里受到启发，开始贩电影票，他花2毛钱买的票，卖5毛钱居然会有人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