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 孙力舟

　　11月17日，西子湖畔还是一片青翠。低沉的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葬在杭州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山峦环抱。墓碑上简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那么，司徒雷登这位因毛泽东的名篇《别了，司徒雷登》而被国人熟知的美国人，他与中国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

　　1.西子湖畔洋娃娃金陵城里传教士

　　根据台湾学者邵玉铭的《传教士、教育家、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旅加华人学者林孟熹的《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曾任北大副校长的郝平的《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等书，以及燕京大学校友的回忆资料，我们可大致勾勒出司徒雷登的传奇一生。

　　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1869年，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约翰牧师来到杭州传教，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城市，从此终老于西子湖畔。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随丈夫来华后，热心教育事业，曾创办女子学校。夫妇二人和司徒雷登的一个弟弟都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下城区，在弄堂里的银杏树下，和中国的小伙伴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说着地道的杭州话。11岁时，他被送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寄居在伯父家，邻里小孩都称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怪物”。然而，司徒雷登大学毕业时，已精通英文、中文、希腊文，也对基督教神学有很深的造诣。1904年，司徒雷登带着新婚妻子回到中国，从此在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

　　1905年，司徒雷登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成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的宗教业绩很快获得教会的好评，1910 年，他就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1918年，他编纂了《新约希汉英辞典》。他1908年开始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司徒雷登又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南京的特约记者，见证了中国大转折时代风起云涌的历史，撰写了不少新闻报道和评论。

　　2.燕京大学奠基者北大燕园设计师

　　1916年，美、英两国在华教会把三所教会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这个新大学最初资金不足，管理混乱。1919 年春天，司徒雷登被聘请为校长后，它很快成为全国最著名的高校之一。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并主持燕大校务工作长达 27年。从1929年起，燕京大学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有近20个系，聘请了钱穆、顾颉刚、吴文藻等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大大提升了学术水平。司徒雷登还发起建立了“哈佛燕京学社”，与世界一流大学进行各种交流。

　　不可否认，美国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来到中国创办大学，确实有想影响中国未来的战略考虑。但也不能不承认，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的创办，确实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所以，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两院院士中，燕大学生多达52人；著名校友包括获得国家最高科学奖的黄昆、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著名女作家谢婉莹(冰心)等。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中就有7名燕大人。

　　1952年，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合并，北京大学迁到燕京大学校园(即今天的北大燕园)。司徒雷登不辞辛劳，四处募捐，对燕园的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司徒雷登1921年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购得燕园，他聘美国建筑设计师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建筑群全部采用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燕京大学的临湖轩曾是司徒雷登的住宅，也是他主持冰心婚礼的地方，今天还是北大重要外事活动的场所。

　　3.学生运动保护人日寇监牢硬骨头

　　司徒雷登除了培养人才，建设校园，还为中国留下了不少精神遗产。

　　在教学思想上，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而奉行思想自由、服务社会的理念，将校训定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据《燕京大学文史资料》记载，司徒雷登对抗日学生运动持支持态度。

　　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学生也参与其中，燕大校方连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司徒雷登返校当日，对学生们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吗？他们回答我说，燕大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学生没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在燕京大学应邀兼任新闻系讲师，联络中共地下党，也得到了司徒雷登的默许；斯诺前往陕北根据地面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撰写了《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该书是西方人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一扇难得的窗口 )，这也得到司徒雷登的支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迅速在燕园升起美国星条旗，以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在这样的时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正常地得以出版，燕京大学成为中国沦陷区里惟一的自由绿洲。

　　因此，毛泽东1945年10月在重庆见到司徒雷登时，感谢他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很多人才。当然，司徒雷登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燕京大学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共党组织的发展，是和他宽容的治校态度分不开的。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司徒雷登被日本人逮捕。美国国务院一再态度强硬地要求日本释放司徒雷登，这反倒让日本认为司徒雷登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日本人审问了司徒雷登，但一无所获。直到中共和美国完全决裂之后，周恩来还高度评价了司徒雷登在坐牢时的气节。司徒雷登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一直待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自传。后来，司徒雷登根据他在狱中所写的自传，写成了《在华五十年》一书。

　　4.尴尬美国大使孤寂凄凉晚年

　　由于司徒雷登在中国广泛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口碑，1946年7月11日，美国任命他担任驻华大使，同年10月杭州市参议会授予他“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但司徒雷登在当上大使之后，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就不再是那个不屈服于日本鬼子的老校长，而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代表了。

　　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发动不得人心的内战，而美国则源源不断地把军火送到蒋介石手中。同年11月4日，司徒雷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南京签署《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根据这个表面上平等的条约，美国企业在华享有种种特殊待遇，中国部分地丧失了关税自主权、沿海及内河航行权。中国国内舆论立即哗然，掀起谴责的浪潮。中国共产党把 11月4日称为新的国耻日，认为“这是历史上最可耻的卖国条约”。国内中间派的《文汇报》、《新民报》，甚至偏右的《新闻报》、《大公报》也都批评说，中国这样一个弱国与美国订立内容如此广泛的商约，让予如此之多的优惠权利，实在是愚蠢之至。

　　更让中国人民愤慨的是在华美军的暴行。女学生沈崇被在华美军强奸等案件，最后的处理竟然是不了了之。美国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很快从二战时的援华盟友，变成了依仗治外法权欺压中国人的帝国主义。司徒雷登本人，不得不成为美国对华错误政策的牺牲品，他也曾向胡适先生表达过自己的无奈。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司徒雷登却没有离开大使馆。据近年披露的史料，中共领导人曾严令保护司徒雷登的住所，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前夕，曾通过自己在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等人与中共高层秘密接触，甚至计划好了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事宜，但最终被美国国务院召回，未能成行。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把司徒雷登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加以嘲讽，但对他的个人品德，并未给予任何指责。

　　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回到美国后，司徒雷登先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台湾方面对他也相当敌视。孤单压抑的司徒雷登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据当时照顾他起居的傅海澜女士(司徒雷登的中国助手傅泾波的女儿)回忆，司徒雷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一直关注中国。他常常念叨一生中有两个遗憾：一是1949年夏天没听傅泾波的话，来个 “先斩后奏”(即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从南京前往北平与中共接触)；二是没机会再回中国。他常说，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可惜，中美关系日益恶化，司徒雷登没能等到这一天，就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享年86 岁。

　　司徒雷登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时代的象征，他曾天真地希望中国变成基督教的乐土，也曾满腔热情地帮助中国发展文化教育，还曾和中国人民并肩抗击过日本侵略者。但是，当二战后美国要求独霸中国时，他也在客观上成为美国对华侵略政策的代表，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反对的目标，其中包括很多他过去的朋友和学生。冷战思维支配下的美国杜鲁门政府，最终无法接受司徒雷登“转变政策、接近中共”的建议。在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者眼中，司徒雷登的这一建议就是他对美国不忠的证据。既爱美国也爱中国的司徒雷登先生，最终却成为让中美两国政府“讨厌”的角色，这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今天，在中美两国关系日益发展的时候，先生的骨灰重返中国，也是对他在天之灵的一种安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