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不改，照发”

　　1985年2月5日，袁庚再次见到韩耀根时，他又一次提出“报纸要敢于登批评文章，甚至包括我在内的批评文章。这份报纸要给总编终审权，不用审稿”。

　　韩耀根“嗅”到了某种不同，不过他不肯定自己摸清了袁庚这话的虚实。但他仍然想“看看袁庚的承受力，看他究竟是作秀还是真实想法”。

　　此后不久，韩耀根便找到了一个机会，“清华三剑客”周为民将一篇“匿名”的稿件送给了韩耀根。大年三十的晚上，韩耀根来到过永鲁家年吃年饭。他从兜里拿出一封信，在过永鲁的眼前晃晃。过永鲁看完信，说：“写得太好了。你准备见报吗，可能会引起蛇口思想的震动。后果难料！”“你猜这是谁写的？”过想了一下，小声说：“我看是周为民写的，因为就他注意研究企业管理。”韩耀根既不证实对，也不证实错，只是说：“我要办件大事了，我要试试袁庚的虚实”。说这话时，韩耀根的眼里放着光。

　　两天后，经韩耀根加工过的《向袁庚同志进一言》的稿件已经成了第三期《蛇口通讯》的清样。因为“周为民通篇都是太重的大字报口气”，韩耀根“怕压力过大，塑形不成功”，除了将语气变得缓和外，他还把署名换作了“甄明伲”。

　　稿件旁配发了《“恐惧”，告别吧》的300字不到的短评。那是韩耀根约稿时的感想：平时敢于“放炮”的蛇口一些党员一听要见报都不敢动笔，怀有顾虑。而“要想批评必须有一种免于恐惧的气氛”。

　　大年初二晚上10点，韩耀根拨通了袁庚家的电话，称有批评他的文章，想送审。袁庚语气坚定：“不要送审，编辑部有权发表……我们就是要在这块地方缔造一个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民主社会，否则要我们1000多干部来干什么？”

　　放下电话后，韩耀根仍放不下心。他担心袁庚低估了批评的尖锐度，也“摸不准袁庚的气量和承受的边界在哪里”。次日晚上，韩耀根仍坚持将稿件送到袁庚家里。但袁庚不在，他留下版样后离开。

　　当天夜里11时许，他接到袁庚的电话。“稿件已经看过，我认为可以一字不改，照发”。当他试探性地问可否做些技术性修改时，得到的回答是两个字：不必。

　　大年初四一早，韩耀根就到袁庚家取回稿件。稿件上袁庚批注：“这封信的内容写得很好，基本符合事实，可以一字不改加以发表，别人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刊登讨论”。在批注的最后，他还留下了这样的一句“只是建议，不是审查，以后也不要送审。除非牵涉根本方针政策，本人又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多征求大家意见总比编辑部少数人意见更全面”。

　　“不用送审”的消息在蛇口迅速弥散。这多少有些犯“天条”的创举，“让那些热血青年们有了萌动的快感”。“向长官开炮的报道可以不审，这无疑是对传统禁区也是对官员权威的挑战”。

　　就在报纸送往广州付印期间，袁庚再次让韩耀根吃下定心丸。袁庚在直属公司全体干部会议上，预告了《蛇口通讯》要发表批评他本人的文章，他说：“在蛇口办报，除了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能搞人身攻击之外，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

　　《向袁庚同志进一言》

　　3月23日，《人民日报》在四版头条以《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发扬民主———支持报纸指名道姓批评自己》“全文转发了《进一言》，并在文首黑体导读”他认为群众有意见就应该公开讲。只要不是对党和政府进行恶意攻击，不是人身诽谤和造谣中伤，便应当欢迎“。《人民日报》配发评论称那是”蛇口的第一声春雷“。同一天，新华社，中新社均跟进报道。

　　“这一轮的冲击波至少持续了两年半”，这远远超出韩耀根，也超过出袁庚的预料。

　　袁庚因这“一声春雷”成为中国南方改革开放的“政治明星”，蛇口也迅速成了青年人心中的圣地。更多的青年才俊看了这篇文章而投奔蛇口。

　　当年有《新观察》要第14期刊登《袁庚“纳谏”的前后》时，袁庚再次对记者高汾解析了他“石破天惊”之举的原因。“人民对我们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在报上展开批评是好事，否则很容易助长某些干部自以为绝对正确的观念；如果多开展批评，不正之风就会收敛。我主张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要审稿，既然让他当了记者，就应该信得过，要相信记者的水平在有些问题上不一定比审稿的人低。”

　　袁庚在15年之后再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道出了那时“探雷之举”的因由，是“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在我的权限范围内，我只能启动舆论工具，实施权力监督”。

　　在过永鲁看来，《进一言》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复归常识”。这位当年拥护孙中山革命的广州《大同报》主笔徐啸天的后代认为：很多年以来，我们的媒体忘了“社会之公器”这一职能，故当《蛇口通讯》突然放大民意，复归本位的时候，它难免“少见多怪”，受到同仁们的青睐。一轮又一轮的新闻轰炸之后，1987年前后，广东话剧团还以此为蓝本排演了一部名为《裂变》的话剧。

　　1986年，《进一言》获1985年度全国好新闻特等奖。而那时，《蛇口通讯》刊号仍未到手。这个未获“准生证”的“黑孩子”拿了体制内的最高奖。韩耀根始终相信这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进一言》也让他的40多年“战战兢兢”的新闻生涯中有了“最为彪悍的一页”。

　　《南方都市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