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慧鑫

　　10月18日上午，“多情的玫瑰——邓丽君经典歌曲情景演唱会”选秀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引起了众多歌迷的关注。

　　邓丽君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新与旧的冲突矛盾中，她那温婉而柔美的声音，引发了无数年轻人的狂热追逐。在一个特定时空中，让两个异面轨迹交汇在一起，于是她成为那个年代一个带有变革色彩的符号、一道许许多多人喜爱的独特佳肴。

　　难舍的“靡靡之音”

　　上世纪70年代末，在粉碎“四人帮”后，乐坛上虽然恢复了抒情歌曲，但只是五六十年代的歌曲，比如《九九艳阳天》、《我的祖国》，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音乐追求。正当人们对生活有所期待，有所憧憬时，邓丽君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歌曲概念。

　　时空回到了1981年的呼和浩特，“一个晴朗的下午，大街上突然传来一阵歌声，那么柔、那么甜，街上的人都停住了脚步，四处寻找着传来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问，这是谁的歌？真好听。后来，这歌声迅速传遍了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从事音乐教育工作近30年的刘桂杰谈起邓丽君时，似乎又回到了年轻时代，充满激情，有着讲不完的故事。

　　“我那时正在上大学，听着她的歌声从‘板砖’(板砖即当时的三洋牌单卡录音机，因形状大小像一块砖头，故被称之为‘板砖’)里面潺潺流出，如痴如醉。当时追逐邓丽君的疯狂热潮绝不亚于现在的粉丝，大家都在拼命地复制，几乎每个年轻人都有几盘翻录的磁带，嘴里唱的永远是邓丽君的歌，印象最深的是《何日君再来》前面的那段告白，背景音乐非常好听。”

　　正当年轻人对邓丽君的歌如痴如狂时，家长和学校提出了反对意见，“邓丽君的歌是靡靡之音的代表，是黄色音乐，歌曲内容灰暗、颓废，要坚决抵制。”党委书记为此特别开了全校师生大会，严厉地斥责说，“你们是革命青年，是新一代的接班人，难道你们想成为小资产阶级？”这些话在改革开放初期，分量很重，是判断一个人思想觉悟的重要标准，可放在这里，却没有起到任何用处。

　　“每天唱什么情呀、爱呀，也不害羞，还像个学生吗？”家长经常反感地说，虽然在当时这样的阻力很大，但喜欢邓丽君的心情丝毫没有改变过。“我们躲在被窝里听，聚在一起，偷偷地翻录，找个没人的地方听，情侣约会时也听，当时所有的人因为邓丽君而觉得生活幸福、美好。还有一些人因为听邓丽君的歌变得性格开朗，情侣也因为听着《甜蜜蜜》爱情得到了升华，追星狂潮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强了。”刘桂杰回忆说，“今天看来，反对邓丽君，保守的旧观念在当时还是很正常的，毕竟当时30岁以上的人，不可能对邓丽君这样的文化现象完全接受。”

　　“后来，大人们看到这种热潮管不了，也就不再管了，于是我们更加疯狂了，每个周末的舞会上放的必定是邓丽君的音乐。那时没有卡啦OK，我们就在学校的食堂或者大院里，一起和着那个现在已经看不见的手提录音机，同声高唱我们最爱唱的那首歌《甜蜜蜜》。”

　　疯狂的“摩邓时代”

　　上世纪80年代，邓丽君的歌曲绝对具有颠覆效果，她也可能是内地最早的娱乐偶像，这表现在年轻人对于她的模仿上。当年轻的女孩还穿着“文革”年代千篇一律的绿军装，留着大辫子的时候，邓丽君的一头卷发、鲜艳的衣裙具有巨大的冲击力。

　　“在那个年代，呼和浩特人穿的衣服不是绿色就是黑色，所有的女生都梳着麻花辫，从后面看，根本分不出来是谁，当第一次看到邓丽君时，她那时尚的卷发，鲜艳的裙子，心里别提有多羡慕了。不能学她穿衣，只能学着她的样子唱歌，当时女生唱歌时，都会一边轻轻摇着头，一边捏着嗓子唱，尽量像她那样甜美、温柔。”

　　“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的行为很可笑，但在当时看来，那确是一个时髦的表现，邓丽君的一切，都是美的标准，那时班里有个女生学邓丽君唱歌唱得像，我们就叫她‘小邓丽君’，后来她在学校一举成名，只要学校有演出就会出现她的身影，唱的也永远是邓丽君的歌。”刘桂杰感慨地说。

　　“手抄歌本在当时最普通不过了，几乎每个人家里都藏有几大本抄满歌词的笔记本，里面几乎都是邓丽君的歌，跟现在的流行歌曲常常不知所云相比，当时流行歌曲的歌词都非常精美，很打动人，年轻人会把歌词抄录下来，当作一种对诗歌的精神寄托。”

　　那时，时髦的人都会去舞厅，王建新就是当初的一员，“当年在呼和浩特，没有夜总会，更没有酒吧、茶馆、咖啡馆，只有几个舞厅，旧城八中东面的河边上有一个‘星星座’，圆圆的，上面贴满了反光的玻璃，这个建筑前年我看还绣迹斑斑的立在那里，当年呼市的老一茬子的大侠们都在那里‘混过’。跳的都是正规的交谊舞，快三慢三慢四，放的也大都是邓丽君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