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6岁。住大杂院，掌洋油灯，吃窝头，睡土炕，夏天只穿一件花裤衩，冬天衣服上的口袋，永远都是耷拉着一个角，几乎没有一件衣服没有补丁。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走过了30年的历程，不但“补丁”这个词成为了历史，其他如“洋油灯”之类也只能在记忆中或词典里才能找到了。

　　衣食住行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我要说的，是观念的变化，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确实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包括我。

　　1993年，我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一家国有企业，成了一名正式职工。“分配”、“正式职工”，这些词对当今的大学生来说，可能依然有些诱惑力。但那时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也没有特别兴奋，倒是我的家人，特意为我庆祝了一番。母亲也以此为荣，一个农村的女孩子，能进入到大型国有工厂工作，是多么荣幸！更何况，在工作了两年后，我还成了科级干部，母亲别提有多高兴和自豪了。

　　1997年，单位因为家族化的管理模式，开始走下坡路了，企业领导要求职工入股，来和市场做最后的一搏。我算了一下，从毕业到当时，我所有的收入加起来，也不够厂里要求交的股金。更重要的是，在工作的几年里，我看到厂里许多老职工从年轻就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从朝气蓬勃进厂，到头发花白退休，进行着一成不变的工作模式。我忽然感觉，如果这也是我大半生的生活方式，该是多么无聊、多么可怕。

　　于是在几天之内，我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辞职！在没有征得家里人同意的情况下，我离开了那个给我带来了无限风光、似乎还有美好前景的工厂。

　　几天之后，我的档案被厂长扔到了我的怀里，我把它们送到了市里的人才交流中心。这是市里为适应市场的需求刚刚成立的一个适应人才流动的机构，不幸或者幸运的是，我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从此，在母亲的心目中，我成了一个最不孝的孩子。为了不惹母亲生气，我减少了看望母亲的次数。我忽然弄不清楚，我的选择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

　　要命的是，我的第一次创业一败涂地，这更增加了母亲的伤心痛苦和我的负罪感。在社会上游荡挣扎了几年，我除了拉下了一屁股的债，竟然一无所获！母亲几次劝我，再找个正经工作吧，老是这样也不是个办法。为了不让母亲伤心，也为了暂时解决一下当时窘迫的生活现状，我又找了一个临时的工作，每个月领取被老板克扣了又克扣的工钱。这样，一年多的时光很快过去了，我的收获是，每个月多了50元的奖金。

　　实在忍无可忍，我又一次辞去了所谓体面的工作，冒着把母亲气病的危险，再次把自己抛入了市场的洪流中。没想到，几年后，母亲来看我，竟然说，只有自己干，才有出头的那一天，才有可能过上好日子，现在吃点苦算什么，有奔头才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我万分感动母亲对我的理解和支持，这使我卸去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我感觉无比轻松和舒畅，我笑着对母亲说：“没想到老太太的思想也紧跟潮流啊！”母亲自豪地说，那还用说，每晚的新闻联播是白看的吗？我可是时时刻刻关心国家大事的人！

　　如今，虽然我没能做出多大的成绩来，但这些年在外面摸爬滚打，见识了许多的人和事，觉得人活一生，就应该活得丰富多彩，苦过乐过，让自己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体现，才不枉来世上走一遭。

　　这30年来，也正是有了国家的好政策，有了这样一群敢于打破“铁饭碗”旧观念的人，才使得中国的经济快速腾飞，才使得满大街的绚烂多彩替代了贫穷的灰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