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今天倾听的人，将来就是一个见证人。

　　撰稿·陈　冰(记者)

　　1938年11月9日，德国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在纳粹的导演和怂恿下，德国和奥地利上演了一幕疯狂的反犹丑剧。纳粹狂热分子纷纷走上街头，疯狂捣毁犹太人的店铺和住宅，烧毁他们的教堂，迫害、凌辱，直至大肆逮捕犹太人，将他们押往集中营。

　　那一夜，犹太人在痛苦和灾难中呻吟。

　　那一夜，砸碎的玻璃随处可见，在皎洁的月光下显得晶莹剔透，柏林居民用尖刻的俏皮话称之为“水晶之夜”。从此，这个浪漫美丽的名词不得不与历史上最丑恶的迫害犹太人暴行联系在一起。不计其数的犹太人千方百计想要逃离这个令他们生命受到威胁的统治政权。然而当时许多国家拒绝接纳犹太难民或者制定了犹太人的入境限额。就在这绝望的关口，欧洲犹太人发现了上海。在1937年至1939年的秋天，上海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座外国人无需签证和担保就可以进入的大都市。

　　于是，数万犹太人带着他们唯一可以携带的物品——护照，流亡上海。

　　2001年，“水晶之夜”的63年之后，企业家托马斯·多恩(Thomas Dorn)开始在上海工作。多恩先生只需一张长期签证的护照就能入境上海。一天，当一个中国古董商人给他看了19张护照之后，托马斯·多恩先生瞬间意识到一张护照的意义究竟有多么重大。

　　这19张护照上印有德意志帝国国徽上的鹰和一个大写字母J(表示是犹太人的侮辱性标志)。多恩发现其中一张护照上的孩子出生在1935年。他本能地感到也许这个叫皮特·纳什(Peter Nash)的孩子现在还活着。他用手机拍下了护照，并将照片发到网上。一番“人肉”搜索，他发现了皮特·纳什和悉尼犹太博物馆的介绍。他不敢确定这就是护照中的人物，试着写了一封email，没想到真的就是！

　　收到email的皮特·纳什万分激动，一分钟也不愿意耽搁，拿起手中的电话就打给了远在上海的多恩。凌晨时分，迷迷糊糊的多恩以为是大老板的工作指令，没想到电话那头传来了皮特·纳什有些颤抖的声音，就这样，多恩找到了当年护照中的小男孩。机缘巧合，多恩又在柏林的犹太人纪念馆找到了19张护照中的另外一个主人公索娅·穆尔伯格(Sonja Mühlberger)。

　　皮特·纳什与索娅·穆尔伯格二战时期都还是孩子，与父母一起流亡上海。在水晶之夜事件70周年纪念之际，他们重返上海，共同讲述那段掺杂着苦难与泪水的流亡岁月。

　　第一故乡上海

　　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就是索娅·穆尔伯格的故乡。在她的出生证明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印章证明了这一点。上海的各种味道依旧留存于她的记忆中，尤其是糯米粽的香味。她说，在数十年的漂泊生涯后，再次回到这里，她立刻就从味道上认出了上海这座港口城市。

　　索娅·穆尔伯格原姓克里普斯(Krips)，其父在十一月清洗中被捕进入达豪(Dachau)集中营(KZ)。索娅的母亲在想方设法购得出境许可证明后，成功地将索娅的父亲救出了集中营。1939年3月，夫妇俩在热那亚登上了最后一班开往上海的“Bianca mano”号轮船。索娅·穆尔伯格打趣说，“也许我就是在父母亲这种重获自由的喜悦之情下被创造出来的。”

　　索娅今年已经68岁了，童年她基本上都在上海市中心以北的虹口区度过，直到1943年日本殖民者在此设立了一块面积为2.5平方公里的“犹太人隔离区”。对于绝大多数的犹太移民来说，即便是在隔离区建立起来之前，流亡的生活也和他们先前所期望的自由完全不同。难以忍受的酷热和诸如霍乱、疟疾、伤寒或痢疾之类的疾病令人苦不堪言。同所有其他人一样，索娅的父母也必须放弃从前的家当，在中国的生活从贫困中重新开始。

　　“小时候这一切对我来说并不怎么糟糕”，索娅·穆尔伯格说道，“我也不知道别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尽管生活中有着种种磨难，但和其他移民相比，这一家人的生活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为了养活这个家庭，她的父亲既要做翻译，又要做面包师，还要去卖蛋。因此，索娅和她的父母不必像很多其他人那样和一大堆人挤在一起睡觉、生活。

　　“上海犹太人”尽管生活艰辛，但是这一群体始终还是保持着一种文化充裕、社交丰富的生活状态：他们可以阅读德国报纸，收听德国广播，甚至观看戏剧演出。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商店、甜品店，以及咖啡馆，以至于很快虹口区就被人们称作“小柏林”或是“小维也纳”。

　　战后，索娅·穆尔伯格的父母希望回到德国，回到他们眼中的故乡。在大约1.8万至2万名自称为“上海犹太人”的犹太逃难者中，只有大约600人回到了德国。因此，索娅的父母也经常为他们的这一决定而遭到其他上海犹太人的冷眼。

　　在德国，索娅的外祖父母在特莱希恩斯塔特集中营(KZ Theresienstadt)内遇害。战后不久，祖父也在海法逝世。这位“上海宝贝”的父母必须得一切从头开始。当时，这家人在东柏林(苏占区，日后民主德国的一部分)找到了自己的居所。

　　索娅在德国学习教育学，并且成为了一名教师。除此以外她还教授外国记者和外国劳工德语。从1980年起，她开始担任德语和英语的兼职讲师。她认为，自己童年在中国的经历对她的工作很有帮助，她说道：“国际性对我来说始终是理所当然的。我的早年岁月是和中国人、印度人，以及一切可能遇到的其他国家的人一起长大的。”索娅也一直向她的学生讲述自己1939年至1947年间的经历。

　　对于“上海犹太人”来说，这段流亡经历在记忆中永远难以磨灭，因此他们在自己的职业以外一直定期在学校或图书馆作报告，并且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我也是许多前上海人的联系人”，索娅·穆尔伯格说道。她和大量的前流亡人士保持着联系，并且定期参加国际性的上海犹太人聚会。“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德国的这一部分历史不被人遗忘。”为此，她还出版了多部书籍，撰写了不少文章。

　　“对我父母来说，在上海的这段经历肯定很不容易。但是若不是这段在上海的流亡生涯，我今天根本就不可能活在世上。”在中国的大都市度过的时光是这位不同寻常的老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岁月之一。和其他上海犹太人的相处以及整理上海的流亡经历对她来说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段主题。上海是索娅·穆尔伯格的第二个第一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