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林少华

　　《源氏物语》出自日本古代杰出的女文学家紫式部之手。紫式部生于官宦之家，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对白居易诗文尤其喜爱和熟悉。但个人生活十分不幸。24岁丧夫寡居，开始创作《源氏物语》，进宫任皇后侍从女官后继续创作。历经10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堪称日本平安王朝宫廷画卷的散文体小说(物语)。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在于它诞生之早。整部书完成于1006年前后，相当于中国宋代真宗年间。

　　每一个民族都对世界文明进程有其独特的贡献，相比而言，一般认为日本民族主要贡献了美学——日本人生性执著，把“美”推到了登峰造极淋漓尽致的地步。我们常说“美得要死”，但那基本是一种修辞手法，而在日本人那里，美就的的确确是同消亡、同寂灭、同悲哀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说的“喜怒哀乐”，哀是喜怒哀乐中的哀，哀是其一；而日本人说的喜怒哀乐，是哀中的喜怒哀乐，哀是一切，哀是主题。也就是说日本人有一种悲剧情结，以悲为美，以哀为美。这种美学情趣主要来自《源氏物语》。《源氏物语》称之为“物哀”(もののあわれ)。可以说这种“物哀”精神一直影响到现代，其最典型的体现者，在作家中就是川端康成。即使深受西方影响的村上春树，其骨子里的成分——比如无奈、孤独、寂寥和凄凉——也还是和《源氏物语》体现的美学传统一脉相承的。说得夸张些，理解了《源氏物语》，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日本美学、日本文学以至日本人。

　　《源氏物语》被称为“日本的《红楼梦》”，一般认为，两部作品的主题同是表现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必然性，手法同是避免直接指涉政治而以男女爱情和感情纠葛为主，人物性格同样鲜明生动，心理描写同样细致入微。但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源》注重感情的“真实”，不求精神境界的超拔；《红》则在意道德取向，强调善与美的统一。再如源氏与宝玉尽管同样好色，但宝玉具有积极的叛逆性格，源氏则是止于“知物哀”的中性人物。从故事情节看，《红》环环相扣紧凑曲折，《源》则比较松散拖沓、节奏缓慢。

　　《源氏物语》的中文首译本出自老一辈文化名人丰子恺先生之笔，就语言表达的艺术性来说已近乎完美，出神入化。如果要说瑕疵，主要不是翻译问题，而是原著内容方面的问题。一来毕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小说，作为小说这一艺术形式还不够成熟，二来日本人的文学强项本来就是散文随笔之类而不是小说——时至现在也好像还没有产生除了《源氏物语》之外的堪称世界文学名著的小说。

　　我觉得翻译可以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味”，要尽可能译出味来。这个味儿有两层意思。一是原作的“味”，就是说译村上春树得是村上春树的味，译《源氏物语》得是《源氏物语》的味。虽说要无可救药地带有“林家铺子”的味，但不能过于冲淡原作的味。二是文学味儿。这个味儿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据，也是文学译作的生命，是能否给读者以审美感动或审美愉悦的关键因素。有了这个味，才成其文学翻译；没有这个味，就成了文字翻译——哪怕语法和单词译得再无懈可击，读起来也味同嚼蜡，吸引读者当然无从谈起。

　　《源氏物语》的重译引来了中日文化交流的问题。简而言之，我们对日本是厚今薄古，日本对我们是厚古薄今。中国现代文学家中，只有鲁迅对日本产生了实质性的大的影响，而当代文学家中，还没有任何人像村上春树在我国那样在日本产生影响。相比之下中国的古典文学如《三国演义》、《长恨歌》中的杨贵妃等等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是同国势强弱和文化辐射力有关，二是同我国现在富有特色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关，这使得我国当代文学作品有不易为人理解的异质性因素。我想，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文学交流上的逆差将来是会发生变化的，也应该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