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贫穷落后的晋江，靠着卖洋货悄悄起步，不断升级，一跃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标兵；它的“成名”路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它又有哪些惊人之举引领全国改革风气之先……当年的地方官讲述晋江腾飞背后的精彩故事

　　本报记者汪孝林

　　30年前，晋江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初自己拿着海外亲友寄回来舍不得用的洋货到市场上卖，后来会形成闻名遐迩的小商品市场。近在家门口的市场，令敢拼敢闯的晋江人有了创业冲动，利用“三闲”(闲钱、闲人、闲房)办厂生产自己的“洋货”，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令人艳羡的晋江模式。

　　“集资经营是晋江乡镇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使之有别于苏南的乡办、村办集体企业和温州的个体企业。”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对晋江乡镇经济的这番描述，使晋江模式开始家喻户晓，与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并驾齐驱，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四大发展模式。

　　回忆这段历史，1985年—1990年时任晋江县委书记、现任泉州市计生协会会长的尤垂镇，仍会为自己和同事当年的魄力深感自豪。他说：“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政策不明朗，全国还在进行‘姓资姓社’大讨论，改革困难重重，我们县领导就提出，要创造性贯彻改革开放精神，只要不是明文规定不允许的，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都鼓励悄悄干。”

　　“单靠外面寄回来的小洋货供不应求，晋江人就想，不妨自己生产”

　　晋江是著名的侨乡，在港澳台和海外拥有同乡200多万人，与晋江本地100万人一起号称“海内外三百万晋江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些在外的晋江人，每年都会给家里寄些内地短缺的商品回来。

　　尤垂镇介绍说，贫穷的晋江人舍不得用，就会拿这些洋货到市场上卖，卖的人多了，晋江就慢慢形成一些小洋货市场。由于购买者络绎不绝，单靠外面寄回来的小洋货供不应求，晋江人就想，不妨引进国外先进生产设备，自己生产。

　　当时，晋江人手头都有一些闲钱，因为每年在外的华侨都会给家里寄钱。由于闲钱不多，晋江人就联合一些亲友，通过在外的华侨购买设备、原材料，再加上闲置的房子和劳动力，各种承接“三来一补”业务的乡镇企业就纷纷冒了出来。

　　凭借既已形成的小洋货市场，这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尤垂镇用三句话形象地梳理晋江经济的三个发展阶段：三闲起步、三资开路、大办工业区迈大步。

　　“对于‘小洋货’市场以及后来的集资办厂，我们没有去打压，而是百般呵护”

　　随着企业发展，一系列问题横在晋江企业主面前：资金不足，能否集资办厂?参股资金能否分红?企业规模发展，人手不够，能不能对外招工，能允许招多少人?……改革开放初期，这些都是涉及姓社姓资的大问题。

　　本着为企业主排忧解难，1980年，晋江县委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允许社员集资办企业，允许企业雇工，允许集资企业股金分红，允许推销产品提成等。就在这一年，晋江县工业产值在1949年后第一次超过农业产值。

　　可以说，晋江经济起得早，发展快，开明的晋江地方政府发挥的作用不可忽略。尤垂镇说，虽然当时社会还进行姓资姓社的讨论，但是晋江县对于“小洋货”市场以及后来的集资办厂，“我们没有去打压，而是百般呵护”。

　　当时，晋江的许多政策引领全国改革风气之先。尤垂镇说，作为当时的地方官，必须创造性贯彻落实中央的改革开放方针，满足群众的真切需求，有一些可跟上面沟通，有一些就不能沟通了。

　　当被问及是否担心个人仕途时，尤垂镇表现出一副改革家的风范：“无私无畏，个人得失不算什么，乌纱帽就放在桌子上，要摘走也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