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叶铁桥 实习生 马慧娟

　　“封口费”事件曝光后，寇震觉得很尴尬，因为别的专业的同学碰到他竟然这样嘲笑：“原来记者就干这事儿呀”。

　　寇震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05级学生，他说：“这事儿太给记者形象抹黑了，媒体的公信力至为宝贵，一次这样的事件，不仅严重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更让整个舆论监督陷入窘境。”

　　“有时候丑闻太多了，多到让大家觉得这都不是什么丑闻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说，她也一直在关注“封口费”事件的进展，并对某些地区真假记者横行、新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状况深感悲哀。

　　陈昌凤说，她注意到，这几年有损新闻界形象的几起重大事件，如中国贸易报山西站记者兰成长被殴致死、繁峙矿难中11名新闻记者收受金元宝等，都是在山西发生的。

　　“但这不仅仅是山西一个省的问题，别的地方也有。”她说，这反映了一些矿产资源丰富地区的痼疾。由于非法采矿者众多，导致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矿主们为隐瞒信息，已经形成了可以熟练应对真假记者的操作方法，甚至将“封口费”纳入成本之中，形成了一条黑色利益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耻辱，因为这些‘记者’是在用舆论监督权为自己谋私利。”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表示，这样的事情还不仅仅与记者的职业道德有关，还与记者的职业境遇相关。他注意到，这些事件曝光后，背后牵扯出来的是一些生存状况有困难的媒体，“当媒体不能解决自己记者的生存问题时，会对员工比较放任。有些责任感较差的记者就会利用手中的笔去换钱，从而形成寻租现象。”

　　陈昌凤说，对于这种寻租现象不能单靠道德自律约束。“呼吁加强道德自律的声音一直都有，但也很无力。因为没有强有力的外部约束，道德自律的呼吁就像只没有牙的老虎，作用不大。”

　　她认为，当某些记者在面临职业道德和利益的选择时，可能觉得选择后者的风险不大，所以选择越线。“如果出了丑事，在这个圈子里再也混不下去了，那很多记者就不会去干这样的事了。”

　　陈昌凤认为，假记者现象反映了相关制度上的不完备，因为仅仅有利可图，就有许多人出来假冒记者，从带血的矿产中分一杯羹，成为别人眼中“端着新闻饭碗的丐帮”，根本问题还在于媒体自身机制不健全，从业人员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些媒体为了牟利，甚至还专门聘请人员以舆论监督为要挟，到处拉广告搞发行。“这方面如果规定不明确，区分不严格，假记者的生存土壤就会很肥厚”。

　　喻国明也认为，从媒体从业人员的管理及用工方式上来说，有些新闻单位确实不负责任，把记者与非记者之间的界线搞得很模糊，一出事就说这个人不是我们正式职工，这就出现了所谓的“新闻民工”现象。由于权益得不到保障，一些聘用人员选择了冒险。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6级学生袁梦晨也认为，那些被媒体雇佣的社会人员，出事后往往被所在媒体抛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公平，“这是体制上的问题，我们应该去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不仅仅是一味地谴责。”

　　寇震说，这个事件让他认识到，作为新闻系的学生，不仅应该有专业理想，坚守职业道德，还应该充分认识社会，看到现实的复杂性，培养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