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自行车司令

　　父亲喜欢说“过瘾”两个字，凡是他喜欢的，都称“过瘾”。所有机械都让他过瘾。那时候的农村，抽水机、打谷机、打米机、缝纫机比较常见，所有他能接触到的，他都想方设法地要拆开来看看，然后原封不动地装好。在我的印象里，他包揽了村子里所有的机器维修：谁家的广播不响了，他东敲敲西搞搞就好了，谁家电路短路，他七搞八弄也能弄通；村里的抽水机正在田边工作，却突然冒烟不动了，就有人站在山头大喊父亲的名字——他一把扔了锄头，撒腿奔去。

　　有一年，父亲心血来潮，决定弄一辆自行车来骑。那是一辆黑色的永久牌自行车，加重型的。我一直记得父亲进村口时的情景，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围拢来，按按铃铛，摸摸座垫，啧啧赞叹。然后，他们就那么跟着，浩浩荡荡来到我家大院，看父亲飞身骑上去，绕行几大圈。父亲是怎么学会骑自行车的，一直是个谜。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买了自行车，在回乡的公路上，一边走，一边骑，一边跌跤，等到了家，就学会了。这一点也不奇怪，在我眼里，他总是天生地会这会那。

　　这辆自行车不仅成了家里最贵重的财产，也是最耐用的交通工具，以及一家人的玩具。农闲的时候，父亲就带着我们到公路上去兜风——通常是前面坐一个，后座挤两个，父亲背上还背一个。经常去的是一段很长的坡路。坐好后，父亲大喊一声：放啦！我们几个就闭上眼，伸出双臂，一路尖叫着，冲下去。等下了坡，再掉头，几个人推车爬上坡顶。如此反复，直到筋疲力尽。

　　我坐得最多。因为我在镇中学寄宿。每个月初，父亲总会用自行车驮了米和面，送到学校，为我交粮交费。父亲来了，并不急着来教室唤我，而是把车停在操场中央的一棵大槐树下，站定，朝我的教室望。父亲高大，自行车也醒目，全校同学都看得见。每见他，同学就打趣：“自行车司令来了？”同学给父亲取了个外号叫“自行车司令”。因为父亲总是跟他的自行车形影不离，而且每次他来，自行车篮子里都装着好吃的东西，烙饼，糍粑，糖果，或者我妈烧的回锅肉。男生围着他的自行车，左摸右摸，东看西看，女生则对着一大堆零食流口水。父亲非常喜欢这个外号，得意得很，以至于每次他来看我，我走向他，都会用蹩脚的英语喊他：“哈罗，自行车司令！”

　　父亲做“自行车司令”，一做就是十几年；这辆坐骑跟着他，从新到旧，从旧到破，等到不得不扔掉时，我已经中学毕业，升入大学。那一年，他宣布要买一辆摩托车,嘉陵牌的。

　　父亲摇身一变，从“自行车司令”升为“摩托车司令”。这回，他不用推着车回家了。因为乡村公路已经通到了家门口。父亲一轰油门，风驰电掣，翻山越岭，很快直达家门。那

　　天到了家，父亲并没有马上停下来，而是载着我绕村一大圈，从东到西，由北到南，几乎走遍了每个角落。每遇到熟人，父亲就会停下来寒暄：“我们家二妹回来了……”我知道，一方面他在表达对我回家的喜悦，另一方面，又是在炫耀他的新摩托车。

　　可父亲对这辆单缸的摩托车并不觉得满意。他喜欢大车。他决定要挣钱买更好的车。他骑着摩托车，农闲之余开始经营各种各样的小生意，贩盐、贩米、贩糖，甚至贩石灰，其中的辛苦，他从来没对我说过，只是在给我的信中，他由衷地憧憬未来：过不了多久，我就可以把小摩托换成大摩托了。在另一封信里，父亲又说：如果这辈子我能开上一辆小轿车，我就心满意足了。

　　父亲开上大摩托车，是在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其时，父亲已经年近五十。他含辛茹苦地挣钱，终于把家搬到了镇上，不再耕田。置家后剩余的钱，父亲用来换了车。每年春节，逢我们姐弟几个回家，父亲总是骑着他那拉风的大摩托，到车站来接。可母亲坚决反对他骑车，她觉得父亲年龄大了，患上关节炎可不得了；再说摩托车是属于年轻人的，速度太快，危险系数太大。父亲当然不服老，依旧戴着头盔，四处乱窜，过足了飙车瘾。

　　但母亲的话也不能不听。一直到千禧年的春节，陪着父亲来接我们的，不再是他的摩托车，而是一辆红色的小奥拓。父亲什么时候学的驾驶，怎么考的驾照，我们一概不知。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不多说，我们也不好奇，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些事情他总是天生就会的。有一次，我接到他的电话，他喜滋滋地说：我又考了一个B照——我可以开大卡车了！有时候我想，如果父亲出生在另一个年代，如果上天赐他机会，他也许会是一个自行车车行的老板，摩托车厂的技师，或者轿车厂的工程师，而更大的可能是，他会成为空军某飞行大队的飞行员，战功赫赫，载誉而返。

　　我最近一次见到父亲开车是在一年前。因为出差，我要回一趟省城，但时间紧迫，不能回老家。父亲说，我来省城跟你碰头。等我下了飞机，走出候机厅，举目四望，只见一辆别克轿车疾驶而来，到我面前刹住。车窗摇下来，司机露出脸来：板寸，花白头发，笑意盈盈——刹那间，我仿佛回到二十几年前，差点脱口而出：“哈罗，自行车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