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席卷全中国，一号文件开创新局面

　　1980年包产到户由暗而明，由少而多，引起了全国性的大争论，也得到了全国性的大发展。

　　这年2月下旬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建立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为总书记，赵 紫阳为政治局常委，万里等人为书记处书记，这无疑十分有利于农村改革的进展。但是，对于包产到户的争论，却因范围的扩大而更为广泛、更为尖锐了，几乎遍及党政各个部门和全国的各个角落，到处议论纷纷。有说“好得很”的，也有说“糟得很”的，各有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似乎越是领导干部，思想阻力越大，中央部门和省的领导人对包产到户大多持怀疑态度。有的甚至说：“我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单干!”总起来看，大部分省包产到组都在发展，有的并向包产到户转化；有些省“坚守阵地”，不见动静；前一段进展较快的安徽，则出现了反复。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于5月31日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讲话，热情肯定了安徽肥西和凤阳农民的创造，指出对包产到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他还强调，“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解放不够。”

　　6月中旬，赵 紫阳写信给万里并转胡耀邦，介绍陕北米脂县孟家坪“包产到劳”的经验，建议国家农委根据小平同志讲话精神，组织干部就农村改革问题下乡调查研究。

　　8月底，经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领导进行了调整，华国锋、纪登奎、王任重、陈永贵不再担任总理和副总理；赵 紫阳出任总理，万里为副总理兼农委主任。

　　9月14至22日，刚刚调整的中央领导班子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专题座谈，争论仍然很大。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受中央委托，作了个专题报告，因为有大量调查材料和比较客观的分析，经过讨论，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认为包产到户是必要的，至少应在贫困地区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或特殊政策，不存在资产主义复辟的危险。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年75号文件，强调推广责任制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对贫困落后地区，“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这是农村第一步改革过程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极大地鼓舞着亿万农民放开手脚去进行改革。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文件没有从正面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争论仍在继续。11月中旬，《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反映75号文件精神的政策性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此文以会上两位省委书记的对话为引子，阐述了包产到户出现的必然性和发展的必要性，引起很大反响，受到农民热烈欢迎，也受到一些没有摆脱“左”倾思想的人强烈反对。在一个省的政法工作会议上，有些人竟指责此文作者是“教唆犯”，要追究其法律责任。长江边有一个大城市的分管农业的负责人竟在干部大会上宣布：“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开除公职。公安局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不希望你们有人进去，但谁一定要往里钻，那也没有办法。”尽管这些逆流而起的泡沫显得荒唐可笑，却足以说明“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谬论，多年来已深入人心，肃清“左”倾思想影响，绝不是轻而易举，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

　　75号文件下达后，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有发展，也都在不断完善，显示了各自的适应性和优越性。其中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是包产到户。一是突破了原来只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的设想，迅速向更大的范围扩展；二是包产到户本身又发展成为包干到户，也就是凤阳人所说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大包干”。这种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的责任制形式，由于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便，同大多数地区生产力水平、农民的文化水平及干部的管理水平相适应，受到最热烈的拥护。但由于取消了队或组的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也受到最严厉的指责。实践的结论是，包干到户不仅对改造贫困落后队这个“老大难”问题有意料不到的奇异效果，而且能使一般地区的农村经济有明显起色。早包早脱贫，迟包迟脱贫，不包难脱贫。有目共睹的大量事实，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对包产到户叫好之声越来越高，逐渐由劣势转为优势，成为主流。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1981年有一段时间，在包产到户汹涌向前的同时，少数地方的干部仍然思想不通，先是“顶牛”，继续抵制；后又“放羊”，撒手不管。于是有的把牛累死了，有的把拖拉机卖了，有的连生产队的公房也拆成砖分了。这本来是领导问题、工作问题，并不是包产到户本身的问题，却成为一些人攻击包产到户的口实。“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实际上倒退为分田单干?”这个已经平息下去的争论，又重新被提出来了。

　　为了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党中央责成杜润生同志，由国家农委组织大批干部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起草文件，并于12月间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通过全国各地普遍的增产效果和广大干部认识的变化，这次会议明确指出：“包干到户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将逐渐发展成为完善的集体经济。”会议纪要作为1982年中央1号文件发出。针对几年来党内外的大争论，文件进一步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终于为这一场大辩论画上了句号。

　　文件下达后，包干到户(即大包干)由贫困地区向其他各地迅猛扩展，形成不可阻挡的燎原之势。但是，经济发达地区、水利设施比较完善的灌区、产量高征购任务重的产粮区是不是也可以搞大包干呢?农民在边干边想，干部在边看边退，处在一个比较、选择的阶段。理论界、学术界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共识越来越多，责任制一些大同小异的做法和彼此不同的名称也逐渐趋于统一。原来比较常见的是“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后来逐渐改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一个比较规范的用语。

　　1982年9月举行的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力争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并确定发展农业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战略重点之一。这一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成为具有广泛适应性和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性改革。年末党中央再次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形成《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决定，作为1983年中央1号文件发出。这个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制作了高度的评价，把这个“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称作“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这在党中央的文献中，恐怕是难以找到先例的。

　　从此，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取代“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中华大地扎下了根，并跳出农业生产领域，扩展到林业、牧业和乡镇企业等各个领域，推动了农村商品生产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改革。最令人振奋的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它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又一个伟大的创造，体现了亿万农民要求进入工业化历史进程的主动精神，为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80年代初到中期的五六年间，农村的生产面貌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显著变化。

　　当然，农村第一步改革引发的问题，比它解决了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改革尚在继续，深化改革阻力更大。但改革毕竟是反映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大潮流，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