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杨东晓

　　这个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美国传教士，被新中国领袖毛泽东“钦点”之后，成了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失败的象征。他在中国办了27年教育，为抗日坐牢近4年，使他的国际声望如日中天。他常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逝世46年之后，他的骨灰于2008年11月17日，安葬于杭州市北的半山镇安贤园，昔日燕京大学的学生已是耄耋之年，在中国南方煦暖的冬日迎接老校长回到出生地杭州，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雷德也出席了骨灰安放仪式。

　　司徒雷登更像一位杭州人，杭州话比美语更流利，他1876年在杭州耶稣堂弄出生地的那幢两层小楼三年前已对游人开放。

　　回家的日子

　　现在，杭州又多了一处凭吊司徒雷登的处所，杭城北部半山镇半山生态公墓安贤园，一座新立的墓碑上简单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与中国的早期高等教育有不解之缘，在筹备之江(即钱塘江)大学后，他又于1919年被聘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并用27年时间，成就了自己一生最华彩的篇章，在北京西北角燕园实现了他的教育梦想。1946年杭州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那把象征着他可以随时进入杭城的金钥匙，现在耶稣堂弄司徒雷登故居展出。

　　出生于满族正红旗世家的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司徒雷登生前视自己这位秘书为“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 ”。1949年，73岁的孤单老人司徒雷登回美国后，没有房屋没有资产，“仅有不到买一盒冰激凌的存款”，他与傅家共同生活了13年，并在傅家终老。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在骨灰安放仪式上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

　　雷德大使认为，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国家，今天他完成了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从钱塘江畔出发，这位美国人见证并参与了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神秘东方的一系列摧枯拉朽的变革。在旅居加拿大的燕京大学校友、历史学家林孟熹看来：“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归程一波三折

　　傅泾波遵照司徒雷登的遗愿，1973年、1984年两次访问北京时，都向有关方面提出司徒骨灰回葬燕园的请求。1985年傅泾波邀请身在加拿大的校友林孟熹到自己华盛顿的家里，并请林代拟一封给邓小平的函件，此函提到司徒雷登遗嘱中重要的两条，恳请同意将他的骨灰回葬燕园，并将当年周恩来相赠的明代花瓶送回中国(该条遗嘱于1988年5月执行，傅泾波之女傅海澜将花瓶送交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收藏)。很快，1986年3月19日，傅泾波写给林孟熹的信中就提到：“已晤叙兄，函件与草拟之邓函统统由叙兄转递。”“叙兄”，就是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燕大校友。

　　林孟熹在他修订过的《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中，记录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中的几个关键时刻，1986年8月6日，傅泾波函告林孟熹“今晨卢、方二位参赞来访，言及司徒校长骨灰与夫人合葬于现时北大校园问题，并急于知晓我何时能赴北京完成此事。”事情看上去很顺利，当年9月9日，林孟熹又在傅泾波处看到一封以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名义签发的公函，同意司徒雷登之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

　　喜悦之余，大家认为墓碑要认真设计一番，另外马上转入冬季，86岁高龄的傅泾波实在不宜远行。然而，司徒雷登回葬燕园的这次机会，就这样丢失了。两个月后，从北大传来消息，赞成与反对骨灰回葬的人数各半。回葬缓办的正式通知是 1987年4月到达傅泾波手中的。

　　为此，1987年5月，60岁的林孟熹受87岁的傅泾波之托，到北京拜访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一同来北大的，还有香港燕大校友会副会长郑介初。王学珍告诉林孟熹，“同意司徒回葬一事是经由党中央书记处圈阅同意的，是不会改变的，但如今北大校园内有不少反对声音，故需有一定时间进行思想说服。”王学珍很有信心，并转告傅泾波放心。随后，王学珍还陪同林孟熹和郑介初在临湖轩初步选定墓地的具体位置。1999年，北京大学方面还表示原则同意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但是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司徒雷登的遗愿执行就此停摆。

　　今天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离别中国60年后，司徒雷登终于回归不愿离去的这个国度，他的父母兄弟都安息在杭州西湖，他本人安卧在杭州半山镇，算是回到了家人身边，但是这里没有他的妻子路爱龄。1 926年路爱龄在燕京大学去世，她是燕京大学安葬的第一位逝者，燕园也是司徒雷登遗嘱中的安息地。1952年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路爱龄墓地在文革中被夷为平地，原墓址早已挪作它用。唯一能执行的，就是遗嘱中另一句“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

　　燕园之父

　　司徒雷登把一个名不见经传、各自为政的“Peking University”建成了一所“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的著名大学

　　那位瘦高的西方男人，经常骑着毛驴在北京城里城外转悠，有时他的坐骑会变成一辆奇怪的两轮车。1919年，中国骑自行车的人还很少，只有紫禁城里10多岁的皇上和他的兄弟，以及城外的少许几个洋人。

　　这是个42岁的美国人，刚被教会从南京派到北京来，他想给自己新接手的这所学校，找个更有发展空间的校址。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之前，这位牧师服务于杭州，那是他热爱的地方，熟悉程度胜于美国家乡。

　　美国长老会派这位名叫John Leighton Stuart的牧师到北京来，是希望通过这位“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和“美联社驻南京特约记者”的努力，使一所几家合办的教会大学“Peking University”，发挥出其在华应有的作用。

　　地处北京盔甲厂的汇文大学和灯市口的协和大学(包括通州协和大学)，几拔人马，都在强调自己，无法合作。美国 “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领袖罗伯特·史庇尔认定了，只有司徒雷登这样深切了解中国、中英文俱佳、思想开朗、在华人青年中具有影响的人，才是那所“Peking University”校长的不二人选。

　　同时代的两个“北京大学”

　　几乎没什么人支持司徒雷登到北京接手这个烂摊子，朋友中只有后来创办了《时代》周刊的享利·卢斯博士支持他北上履新，不过卢斯提醒说：上任前先了解一下财政状况。

　　燕京大学著名校友冰心的老师包贵思女士1936年写《司徒雷登博士传略》时，提到了当时的财政问题：“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驱使司徒雷登成行的，是他多年来想在中国办一所好大学的愿望。初到盔甲厂校址(今北京火车站附近)时，这位失望的校长只看到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网球场和篮球场，德国人建的一座两层厂房被改作课堂和实验室，还有一个很大的名字：“Peking University”(北京大学)。

　　此时，蔡元培在北京黄城根附近办的另一所“北京大学”已享誉中外，并对两所学校用着同一英文名字提出了质疑。这一年，蔡校长的学生掀起了“五四运动”并在6月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6月8日，司徒雷登就职“Peking University”，但是这天盔甲厂的学生们全都营救和迎接被捕爱国同学去了。

　　联姻哈佛

　　司徒雷登为这所各持一词、中学水准合并起来的大学取名“燕京大学”。学校如果建在崇文门附近，已经没有持续发展的空间，以驴代步的形象就成了司徒雷登到处找地皮时期的一个剪影。北京城内遍寻不到一块能够拓展的地方，倒是在清华大学堂访友时，发现了对面的勺园。勺园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通向皇家苑囿的缘故，这里还具公路便利。触动这位中国通心灵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此地离西山不远，山上那些极尽中国古建精髓的庙堂，正是他心仪的地方。司徒雷登决心与清华大学堂比邻而居，这一决定使得海淀西北角这几块相连成片的皇家废园，成为日后几十年里中国学生、学者最向往的地方。

　　但他仍然没有钱。此后的几年他和好友卢斯从中美两国民间四处“化缘”。每看到乞丐，他都会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一群体的。

　　燕京大学缺钱，但金钱不是唯一能够成就燕京大学的条件。它还需要一位灵魂人物，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导师。于是，司徒雷登很快就请到刘廷芳、洪业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由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撑起了国文系，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创办了历史系。1931年至1934年，冯友兰在燕京大学完成了他上下两卷《中国哲学史》。这里还创办了中国早期的新闻系，1945年9月踏上密苏里军舰，见证日本投降仪式的三名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燕大出身。

　　司徒雷登的外功练得很精彩，他得知美国铝业大王霍尔为教育捐赠了大笔遗产，并有一部分指定用于研究中国文化。遗嘱规定，这笔基金需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才能执行该计划。最初的幸运儿是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在卢斯的引荐下，司徒雷登与霍尔遗嘱执行人克里夫兰律师谈得“一身冷汗”，不过，这身汗换来了第一年50万美元的经费，条件是一年后必须让克里夫兰认为，燕京大学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第二年，律师兑现的不是承诺中的50万元，而是150万美元。

　　尽管学校发展令合作方满意，但司徒雷登自己也明白，以燕京大学起步时期的实力，联姻世界一流地位的哈佛大学，实在是一件幸运而令人得意的事情。他曾经说过：“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

　　这样高的起步，使燕京大学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堂齐名的综合性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