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1+1》：谁给艾滋病病人做手术？

　　艾滋病患者身患其他疾病，需要外科手术，却因身份遭到多家综合性医院拒绝和推诿。

　　“他说我们没有这个先例，一般的情况下还是不敢做这样的手术。”

　　究竟是艾滋病增加了手术难度？还是对艾滋病的恐惧让医生望而生畏？

　　“尤其是一些综合性医院医生，他们以前没有接触过艾滋病，从心理上来说他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患者在病痛中等待，医生对健康威胁的担心，医院必要医疗条件的缺乏，面对现实困境，制度上还存在哪些空白？世界艾滋病日，关注艾滋病人手术难，《新闻1+1》为您解析。

　　演播室主持人(王跃军)：

　　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1+1》。

　　不久前我听到了一个患急性阑尾炎的病人死亡的故事，故事当中这个人患阑尾炎为什么会死亡呢？是由于他没有得到非常及时的手术治疗，为什么没得到及时的手术治疗呢？是因为当时的医生委婉地拒绝了手术，医生为什么会拒绝手术呢？是因为这位患者是一位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医生怕手术感染自己。

　　这虽然是一个故事，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很多艾滋病病人的的确确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身患除了艾滋病的其他疾病，不能够得到很快有效的这样一个医治，结果使这个病情加剧，甚至是威胁到了生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委员会主任戴志澄先生。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艾滋病病人除了艾滋病之外，身患其他疾病的时候就医的这种困难。

　　(播放短片)

　　黎家明(艾滋病感染者)：

　　非常难受，非常疼，穿鞋穿袜子都很难，疼得很厉害的时候就吃止痛片，然后贴膏药，然后做理疗。

　　解说：

　　黎家明，艾滋病感染者，由于坚持抗病毒治疗，黎家明血液里的HIV病毒已经检测不出了，但因为治疗血小板减少，而大剂量使用激素，使他双侧股骨头坏死。六年前，他将自己的感染经历和心路历程写成文字在网上连载，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采访，被人称为“最神秘的艾滋病感染者”。

　　(《新闻调查》片段)

　　主持人：

　　今天的《新闻调查》，就让我们走近这位被称作是中国最神秘的艾滋病病人黎家明。

　　解说：

　　六年以来，黎家明结交了许多像他一样的病友和爱心人士，并继续在网络上记录他和艾滋病不懈的抗争。

　　黎家明劝慰一位有自杀倾向的艾滋病感染者：

　　每个人也许还有很多烦恼，孤独，痛苦，我也一样，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还活着，没有理由不追求快乐，没有理由不享受美好的生活！

　　人说：债多了不急，虱多了不痒，我说：病多了，也就不愁了！

　　解说：

　　爱心阳光，黎家明的个人网站，这里真实记录着他与命运的抗争。

　　尽管在媒体以及艾滋病病友圈内声名远播，但黎家明的家人对他遭遇的一切直到今天还一无所知，他已经三年没有回过家，一个人在远离家乡的都市里默默承受着一切。

　　黎家明：

　　我现在拿药是在上海拿，如果一旦我要回去的话，就要在当地我家乡的疾控中心挂号，恰恰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在疾控中心里，这条路是彻底断掉了，没办法。事实上对于股骨头坏死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做髋关节置换手术，吃中药的保守治疗只能缓解一时。

　　解说：

　　黎家明之所以选择保守性治疗，除了高达10多万的手术费让他望而却步，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一般的艾滋病定点医院没有能力承担这样复杂的外科手术，而大型综合医院里却因为他的身份将他拒之门外。

　　黎家明：

　　当时咨询这个医生的时候，他是说可以的，他们完全有这个手术能力，而且成功了1000多例，我最后还是告诉他了，我说我还有感染艾滋病，他就很惊讶，当时他说真的假的，我说是真的，因为我也不想让医生冒风险，他就说还是建议你保守治疗吧。

　　记者：

　　你没有去告诉他实际上这个病毒已经得到控制了？

　　黎家明：

　　都说了，我说都已经控制了，他说我们没有这个先例。

　　解说：

　　拒绝接受艾滋病人黎家明的并非只有一家综合医院，就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前一天，黎家明还在通过各种途径寻找那根救命稻草，因为他的股骨头坏死已经达到三期，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治疗，最终可能导致终身残疾。

　　为了体验他的困境，我们的记者特意以患者家属的名义拨通了国内某知名骨科医院的电话，院方很乐意满足记者的手术要求，但当得知患者是艾滋病患者时，态度却发生了变化。

　　记者：

　　我这个哥哥他还有别的疾病。

　　电话连线：

　　所以你要过来看能不能做手术。

　　记者：

　　他那个病是什么，我给你说一下，他是艾滋病，艾滋病在咱们这儿可以做手术吗？

　　电话连线：

　　艾滋病应该不行了。

　　记者：

　　我的意思是如果艾滋病能做的话我就过去，如果不能做。

　　电话连线：

　　不敢，真的不敢。

　　记者：

　　那我们给钱呢？

　　电话连线：

　　不是钱的问题。

　　解说：

　　让黎家明感到不解的是，国家出台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中已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人，推诿或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但是在艾滋病患者去综合医院求医过程中，他们的权益却很难得到法律保障。

　　记者：

　　既然有这个法规的话，你们可以去告他呀！

　　黎家明：

　　第一，没有造成医疗事故。第二，他不是没有给你治疗，他采用的是保守治疗，任何疾病都有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他没有错，你怎么告他。

　　解说：

　　事实上，黎家明的遭遇却并非个案，类似的案例近些年来也屡屡被媒体报道。黎家明专门撰文，呼吁关注艾滋病患者的外科手术问题刊登在11月27号的《南方周末》上，因为在黎家明看来这远远不是他一个人的苦难。

　　黎家明：

　　因为媒体的关注，我算是幸运的，但是医患之间的这种矛盾不能永远只靠媒体去解决，媒体或许会在12月1号艾滋病日关注艾滋病，关注艾滋病人，他会一直关注吗？而这种医患之间的矛盾，我们只能靠媒体去解决吗？媒体又是否会关注每一个艾滋病人的外科手术问题呢？

　　主持人：

　　刚才在这个片子当中，艾滋病病人的声音我们也都经过了处理，但是我们听起来依然感到非常得沉重。

　　的确，他们除了艾滋病之外，其他疾病在医疗过程当中遇到很多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治中心的主任李兴旺，李主任您好。

　　李兴旺(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主任)：

　　你好。

　　主持人：

　　李主任，您是从事这方面的专业从业人员，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像艾滋病病人，对于像给他们做手术的医生来讲，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危险？

　　李兴旺：

　　我想是这样，如果说从专业角度来讲，这种我们叫做职业暴露，就是暴露在高危这种情况下，一般讲，他的每一次的风险，据统计应该是在3‰左右，应该说几率不是很大。

　　主持人：

　　我们看到在一些片子当中介绍，很多艾滋病病人看其他疾病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比如像手术，医生比较困难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在邀请其他方面的医生来进行手术和其他方面治疗的时候，会遇到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怎么样来满足艾滋病病人的需求呢？

　　李兴旺：

　　我想是这样，从我们地坛医院来讲，应该说这些年来，我们也承担了许多艾滋病病人合并其他的，比如外科手术情况，比如讲我们曾经做过同时是艾滋病，又有肝硬化，需要做肝移植的病人，我们院都做了这些手术。

　　我想这里面一个是从地坛医院来讲，这家医院有一个比较好的外科，能够满足这些。另外，可能有些手术并不能完全满足，这样可能需要我们卫生行政部门来进行协调，比如讲请其他的外科医师到我们医院来共同为这些病人做手术，作为地坛医院可以提供一个平台，因为这毕竟是个传染病医院，有比较好的消毒隔离条件，这样就可以解决病人所面临的外科问题。

　　主持人：

　　您刚才提到说可能要请别的医院的医生，实际上对于艾滋病病人患了其他疾病，究竟应该是专科医院来医治，还是比如说综合医院，或者说所有的医院都应该来进行医治？

　　李兴旺：

　　我想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是这样，因为艾滋病病人手术难的问题，我想它不是一个城市的问题，甚至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可能很多地方都有这个问题。对于这个情况，我想比较好的办法，应该在一个地区应该有一家比较好的、成规模的、有能力的一家医院能够作为一个指定医院，它来承担这个任务，这样使我们的艾滋病病人他碰到外科这种情况，他有一个保障。

　　另外我想还要有一个机制，我们说一旦有这个机构承担这种义务的话，那么我们要对我们的外科医生有一个保障机制。比如讲如果说他一旦在手术过程中比如把手弄破了，或者有一些伤口出现了，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对伤口的处理，甚至一些预防药物的应用，这样使他的健康能够得到保证，这样我想可能能解除我们外科医生的后顾之忧。

　　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李主任。

　　戴主任，刚才李主任在谈话当中也提到了，比如手术过程当中医生感染的几率，我们这儿也有一个资料，这个资料表明，医务工作者被艾滋病毒污染的针具刺伤后发生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几率是0.33%，也就是说在3‰左右。粘膜表面暴露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几率是0.09%，相当于万分之九，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所了解到的，在我们国家好像感染率为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防护工作做得好呢？还是说实际上我们医生给艾滋病病人做手术做得少？

　　戴志澄(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特邀观察员)：

　　对我们国家来说，恐怕主要是手术做得太少，不是少，而是太少。因为什么？本身从国外的资料，它有统计资料，我们国内因为做得太少，所以就没有这个统计资料。那么实际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医院他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规范，非常的正规，也就是说贯彻普通反复的原则，就是说有风险没风险，我们都按照一切正规的规定去做，认认真真去做，这个感染率应该是非常非常低的。

　　主持人：

　　我们也看到很多艾滋病病人写的文章，包括他们所提到的自己的一些经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刚才片子当中的家明，他提到一句，说我想念白求恩大夫的在天之灵，这话听起来让人感觉有点悲凉，就是说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我们目前现在的医生来讲，有没有权利来区分什么样的病人应该治，什么样的病人不应该治？或者说艾滋病人我就不治？

　　戴志澄：

　　你说起这个问题，从我自己从事公共卫生工作50多年，我是很不愿意把医德，就是医疗道德和当前艾滋病感染者并联，不能够进普通的医院进行手术联系起来，联系起来，对我来说觉得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联系这个事儿，我就要想到我们那么多的医务人员，他在抗震救灾，在很多应急事件，包括在2003年SARS期间跟很多传染性非常强的疾病做斗争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么英勇、无畏，涌现出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那么怎么会在艾滋病这个问题上老迈不出这一步。

　　主持人：

　　为什么？

　　戴志澄：

　　为什么，我不大愿意用医德来解释这个问题，我想主要还是恐惧，对艾滋病这个疾病的本身缺乏一个科学的态度，也就是说不是认认真真，拿现在的话来说是科学发展观来看待艾滋病，不要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从艾滋病本身它的发生、发展的规律来看，它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东西。

　　主持人：

　　那么对于艾滋病病人来讲，得了其他疾病就诊难这样的问题，像医院医生是怎么考虑的？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播放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