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甲A，五年中超，四次冲击世界杯，三次铩羽而归。15年间，这些数字在亿万中国球迷心头划下了深深的刻痕。

　　1994年，中国足球拉开了职业化改革大幕，开始了一次艰难的转身。苍白的战绩不应抹杀这场变革的功效。在那些真正爱足球的人眼中，中国足球如同一列开往春天的地铁，虽然尚在黑暗中徘徊摸索，但只要沿着改革的轨道，黎明在前方，春天在前方。

　　职业伊始

　　1978年，日后被誉为“中超教父”的郎效农从宁夏足球队退役，那一年他31岁。在那个改革刚起步的年代，他脱下了守门员手套，投身足球管理工作。

　　在宁夏体委工作数年后，1984年，他前往北京参加教练员培训班。在班上，他结识了一名新同学，名叫徐根宝。彼时，两人都未曾想到，未来他们会因职业联赛而扬名天下。

　　当时的中国，在各省市体委下属有体工队，体工队中包含足球队。每年各地的足球队集中进行赛会制比赛。辽宁队因连续10年夺冠，有了“十冠王”的美誉。然而，当时走入赛场的观众寥寥无几，足球并没有众多的拥趸。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总共3次冲击世界杯，均无功而返。1992年，徐根宝兵败吉隆坡，国人对足球的信心跌至冰点。也是在当年，中国足球改革迎来了著名的“红山口会议”。

　　此时，郎效农已从宁夏调到北京加入中国足协。他参加了这场被誉为中国足球“遵义会议”的会议。

　　“红山口会议”因在海淀区红山口召开而得名。会上，相关领导提出“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会议决定，把1994年甲级A组联赛作为联赛改革试点，把中国足球推向市场经济轨道。“红山口会议”确定了中国足球的职业改革方向，郎效农等人开始投入职业联赛的创建工作。

　　1993年，日本首届足球职业联赛开始。郎效农等人陪同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王俊生前往日本考察。郎效农看了两场比赛，他记得赛场内人山人海，宛如节日。日本考察之旅，刺激了中国足球改革的神经。在参考日本联赛相关文件后，中国足协竞赛部完善了职业联赛的准备工作。

　　一年之后，1994年4月17日，四川成都体育中心，王俊生宣布，1994年万宝路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开幕。走投无路的中国足球，自此走上了让许多人尚感陌生的职业化道路。

　　彼时，赛场内欢声如雷，王俊生一分半钟的开幕讲话被打断了两次。那场比赛中，十冠王辽宁队被当时并不著名的四川全兴队逼平。

　　通过电视转播，数十万人观看了这场比赛。比赛结束后，王俊生给袁伟民打电话报平安：“一切都很顺利，观众很热情，看台上密密麻麻，我们赢了。”

　　比赛中一个巧合值得玩味。这场甲A首场比赛执法的裁判是日后的“金哨”陆俊，而助理裁判则是此后因“黑哨”入狱的龚建平。

　　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甲A联赛开始了十年黑白混杂的江湖岁月。

　　甲A年代

　　郎效农已记不清他在甲A首年的行踪，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有一串串数字。1994年开始，连续3年，足球联赛的入场观众和市场收入屡创新高。 1995年，每场联赛的入场观众数平均达到2.2万人，1996年则增长为2.4万人。覆盖全国乃至亚洲的电视转播，让许多人变成了甲A联赛的忠诚球迷，他们开始品味职业足球的味道。

　　一切都在按照“红山口会议”之后设计的蓝图运行。郎效农说，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体制，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通过训练比赛等体育劳动创造出比赛产品，并以门票、电视转播、广告等多种方式实现价值，获得自我生存和发展。

　　“它不依靠国家的财政拨款，充满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风险。”郎效农说，正是激烈的竞争，使得中国足球在改革初期呈现短暂繁荣。

　　那是一个黄金年代，充满着激情与戏剧性。一群夹着劣质公文包、模样酷似乡镇企业家的老总们，带着一群此前还在体工队食堂抢包子吃的穷小子们，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1993年，郎效农的同窗徐根宝从国奥队下课后，回到阔别18年的上海滩，从此，甲A联赛成为他最重要的舞台。

　　在徐根宝帐下有一员虎将——日后成为上海城市英雄的范志毅。1994年的范志毅尚显稚嫩，当年年初，在昆明海埂基地内，他对着央视镜头腼腆地说，“大家给个面子，来给上海申花队加油”。数月之后，申花首轮比赛结束，范志毅等球员便每人分到了2800元奖金。一夜暴富让这些初尝职业化滋味的年轻人不知所措。

　　球员体会到幸福，球迷则享受着快乐。一个佐证反映了甲A首年球市的火爆，那一年，百余名四川球迷开始包飞机去上海看比赛。在娱乐生活尚属贫瘠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周末看球成为流行的休闲方式。

　　球迷回来了，钞票增多了，职业联赛带来的种种变化让足协惊喜，让媒体惊叹。圈内人士称，这些变化源自体制的转变。那是一种挣脱了计划体制束缚后展现出的特立独行的个性。

　　甲A首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美国成功举办了世界杯。许多中国球迷看完比赛后意犹未尽，转而把热情倾注于国内联赛赛场。那时，人们希望通过职业化的4年锤炼，国足能脱胎换骨，冲进下届世界杯。

　　兵败金州

　　甲A大幕开启后的4年内，大连万达3次夺冠，成为联赛霸主；而十冠王辽宁队则在1995年降级。计划时代的王者与职业时代的新贵完成时代交接。

　　因为足球，大连名声大噪。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在接待上海客人时也不忘谈起大连万达与上海申花的连沪争霸。“足球城”成为大连最美的一张名片。

　　1995年，大连万达将主场设置在金州体育场，自此开创了50余场甲A不败的空前纪录，金州体育场成为足球福地。

　　1996年，中国足协确定金州体育场为中国国家队1997年十强赛的主场，希冀借这块福地来帮助中国队圆梦。

　　其实早在1996年甲A开赛之前，备战十强赛的气氛就已空前浓烈。海埂基地内，足协首次推出万米跑。这项并不完全符合足球运动规律的测试，成为众多球员的噩梦。

　　在反复的跑圈和紧张的联赛之后，当年9月，中国队踏上冲击世界杯的征程。随后，在金州主场，中国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成为一场关键比赛。如果中国队能取胜，则出线前景一片光明，反之则希望渺茫。

　　然而最后2比3的比分，让全场哑然。

　　一张名为“无泪”的照片凝固了那场比赛结束的瞬间——一名女球迷，扒着金州体育场的防护网向场内张望，而场内早已空无一人。

　　当时，郎效农在现场观战。比赛失败后，他立即预想到两个结果，一是总结这场失利并推动改革，另一个就是有人会利用这场比赛来否定职业化改革。

　　而在比赛当日，他来不及思索，便离开金州体育场返回城区。当夜传来的消息让他惊诧，在国足下榻的东方宾馆，数百球迷围住大门并烧纸送葬。此后媒体哗然，铺天盖地的批评指向足球改革。

　　“那时职业联赛只是一个3岁的孩子，不该因为国足失败就指责改革失败。”郎效农说，金州兵败成为足球改革从初期繁荣到步履维艰的转折点。此后，每逢国家队失利，舆论都会问责职业联赛，归咎于职业改革的失败。一些深化改革的建议，也因此被搁置。

　　金州折戟后的第三天，网友老榕写了一篇著名的帖子《大连金州没有眼泪》。两周后，《南方周末》全文转载。无数球迷被帖子感动。

　　金州的那滴眼泪，那般灼热，烫伤了无数球迷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