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以来，重庆城区、海南三亚、甘肃永登和广东汕头等地发生一连串出租车罢运事件。反思这些事件暴露的一些问题，折射出当前改革发展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更加说明深化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站在改革新起点上，面对群众多元化诉求，只有直面挑战，以人为本，加快改革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管理体制，才能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

　　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推进出租车企业建工会

　　此起彼伏的出租车罢运事件，使全社会的目光聚焦全国200多万“的哥”群体。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取得合法运营牌照的出租汽车有100多万辆，年客运量110亿至120亿人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重庆等地出租车罢运事件中，不少司机反映，罢运并非一时冲动之举，而是因为他们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及时回应。

　　今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提交一份全国出租车行业研究报告。报告提出了行业存在的五大矛盾:一是市场准入制度不合理；二是出租车经营权管理混乱；三是“黑车”监管缺失冲击行业秩序；四是司企关系不清，司机负担过重、收入偏低；五是行业管理体制不顺。

　　“问题并非不能解决，而是没有及早认真对待。”重庆一些出租车司机举例说，罢运后，政府部门采取措施，很快解决了部分长期反映无人管的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认为，目前每一级政府和部门都有信访机构。关键的问题是，一些部门不能及时认真回应群众的利益诉求，陷入“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管理怪圈。

　　30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正处于“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的重要关口，公众思想呈现独立性、多样性和选择性趋势，要求社会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

　　张孝德说:“应对复杂多元的利益诉求，政府部门需要新的智慧和勇气。”如果包括工会在内的行业组织或社会组织得到积极健康的发展，就能减轻政府解决社会矛盾的压力。但目前的状况是，出租车司机缺乏能代表其利益的行业组织。

　　11月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发出通知，推进出租车企业组建工会。明确提出帮助企业建立健全职代会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畅通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渠道。这让出租车司机看到了集体依法维权的希望。

　　打破“行业垄断”“市场准入”期待公平

　　出租车罢运事件频发，从一个侧面再次折射垄断之弊。

　　针对出租车的行业垄断，3年前重庆“的哥”杨孝明提出了“人民出租车公司”的构想。但是，当杨孝明向重庆市运管局申请“出租车经营指标”时，却被拒绝。

　　事实上，杨孝明被拒绝给予的是一种垄断性的公共资源———出租车经营权。

　　目前出租车公司使用的出租车经营权是政府以“特许经营”方式转让的，最初多为无偿或低价转让，但却被一些公司作为稀缺垄断资源高额炒卖，有的城市一辆出租车经营权被炒到上百万元。

　　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在与出租车司机座谈时算了一笔账:一辆出租车每天能挣700元，4年承包期总收入为80多万元，但“份儿钱”“承包费”“预收营业款”等各种费用就要交57万元左右。剩下的收入除掉加气、修理等成本支出，司机每月只能挣2000元左右。

　　“现在收入越来越低，我每天开出租车收入只有40元到50元。”重庆出租车司机谭代华说，“以前我每天能给老婆100元，但现在得三四天才行。我没法向家庭交代。”

　　谭代华的境遇，代表了多数出租车司机的心态。因为改革滞后，尽管他们天天连轴转，但收入却难有提高，甚至还出现相对下降趋势。

　　黄奇帆说，出租车公司拿走的钱约占七成，扣除购车等成本和税费，一辆车每年约有4万元盈利，不受物价、油价上涨等成本变动影响，旱涝保收，收益平均每年达50%，有的甚至高达70%，实在是“全世界投资回报率最好的行业”。

　　一些司机说，出租车公司纯粹是一个垄断制造出来的“食利”阶层。一些公司拒绝制定行业营业收入标准和统一的8小时工作劳动定额，拒绝为司机购买社会保险。

　　今年8月1日，我国酝酿14年之久的《反垄断法》终于正式实施。

　　经济学家包永江说，每次改革都是一次利益关系的调整，重要的是是否公平、是否体现了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未来一个时期，检验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攻坚”效果，关键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