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30年》系列专稿之二

　　陈述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辉煌历程。此时此刻，我们回顾1978年中国改革的缘起，是非常有意义的。

　　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严重困难和挑战，共产党人必须回答怎样建设和发展好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

　　中国的改革，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严重困难和挑战的情况下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建立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各国，在发展初期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但后来由于没有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等方面的体制和机制僵化，导致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面临严重的困难。而在此同时，西方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抓住新技术革命兴起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不断调整各方面的体制和政策，缓解社会矛盾，表现出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势头。国际上出现了“东欧不如西欧”、“东德不如西德”的情况。这表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了严峻的困难和挑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成功地发展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等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后期，也出现了“大陆不如台湾”等现实情况。这就使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和发展社会主义双重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必须回答和解决好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执政党意识的新觉醒：“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中国的改革，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深入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开始酝酿和抉择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不但仍然落后于老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亚洲新兴的“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陈云曾尖锐地指出当时的情况，他说：“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

　　为改变这种状况，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高度政治责任感的中国共产党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条件，开始酝酿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1978年9月16日，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就在他的“北方谈话”中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他还从政治高度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17日，邓小平在沈阳又尖锐地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18日邓小平在唐山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所以在这次“北方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这就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什么会酝酿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根本原因。从执政党的角度考虑，“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然要求执政党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新觉醒。

　　“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中国的改革，还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开始实施的。把工作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符合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途径和动力是什么？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道路的探索。

　　邓小平、李先念等首先指出当时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过度集中统一，统得过多、管的过死，缺乏竞争性”等弊端。1978年1月，邓小平在同四川省领导同志谈农村和城市政策问题时指出：“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邓小平说：“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从这里可以看出，改革的提出是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出现了矛盾，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解决这个矛盾，必然要求“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排除干扰、统一了全党思想，果断确定改革的伟大决策，中国的改革成为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

　　进行改革开放，虽然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发展的要求。但是确定和坚持改革开放，却经历了风风雨雨。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就指出许多同志对“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深刻革命”思想准备不足。说这些人“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他继续说：“为什么不怕两千多年来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从这里人们就会看到，确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之初，就不是那么容易。

　　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长达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5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排除干扰，统一了全党思想，确定了中国改革的伟大决策。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3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是，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只要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就一定能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大成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