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30年》系列专稿之九

　　陈 述

　　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对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突破口。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试验区和窗口。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 特区是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1—52页。)

　　毛泽东主张对外开放 曾谋求同苏联互助合作

　　毛泽东是主张对外开放的。早在延安时期，他就主张引进外资进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两个多月，毛泽东就率代表团出访苏联，谋求同苏联发展互助合作关系。在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封锁的情况下，实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以加快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苏联也确实对中国的建设给予了巨大帮助。

　　中国政府在取得苏联政府的援助，并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的基础上，也曾设法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往。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对新中国采取孤立和封锁的政策，使中国实际上不具有对西方国家开放的客观条件。中国政府当时不急于收回香港，就有一个保留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往的窗口的目的。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本来就很有限的对外开放受到了严重影响，中国开始突出强调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建设。

　　尽管当时中国的外部环境非常不利，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仍以战略眼光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这期间还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引进国外新技术、新设备方面迈出了较大步伐。

　　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毛泽东、周恩来同意，1973年开始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这次大规模的引进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等项目。到1979年底，这些引进项目绝大部分都建成投产，对加快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较大作用。

　　对外开放前夜的拨乱反正

　　但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中国，既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封锁、包围，难以对外开放的一面，也有片面强调自力更生的一面。更为严重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外开放，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开放，就变成一个政治敏感性很强的大问题。江青集团以极“左”面目出现，将这种片面性推向极端，给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扣上“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爬行主义”等帽子，说这是“把我国工业的命运系在外国资本家的裤腰带上”，是“引狼入室”，“走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的老路”等等，在对外引进方面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并对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进行攻击甚至批判。

　　在粉碎江青集团后，面对十年浩劫造成的严重局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开放方面开始进行拨乱反正。在批判林彪、江青集团谬论的同时，广泛深入地向各方面的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宣讲：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吃了闭关自守的苦头；毛泽东主席是主张对外交往和开放的；建国以后主要是帝国主义封锁我们，但也有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的问题；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能成功，现在有了比过去好得多的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等。

　　如邓小平在1978年9月在东北发表讲话说：“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9页)这一年10月，他再次强调：“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2——133页)这一系列的工作为对外开放、打开国门作了舆论准备。

　　派多路考察团出国“侦察”取经

　　1978年是中国人走出国门、了解世界，向外国学习的一年，也是酝酿制定对外开放国策的一年。为了借鉴国外经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派出了四路考察团。即由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有关领导组成的港澳经济考察团，由李一氓、于光远等带队的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考察团，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率领的赴日本经济考察团以及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队的赴西欧五国的考察团。

　　这几个考察团在1978年上半年几乎是在同时相继出动，当时被人们称为共和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改革开放的“侦察兵”。几路代表团考察归来后，都写出了调查报告并提出加快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具体建议，对中央高层改革开放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以上几路考察团中，以谷牧为团长的西欧五国考察团最受关注。一是因为这个代表团行前，邓小平专门听取代表团团长谷牧等汇报前往西欧五国考察的准备工作情况。邓小平要求代表团在访问中，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理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还因为赴西欧考察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代表团成员除了分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外，还有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叶林、北京市主管工业的书记严明、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广西主管工业的书记朱广权以及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等20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壮大出访声势，代表团还带了一个摄影、摄像组随团，全团共30多人。

　　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的15个城市。一个多月的访问，使代表团成员眼界大开，所见所闻深深震撼了每一个人的心。

　　当年的代表团团长谷牧回忆说：“当时我理解，小平同志对于实行开放的决心已定，他正在思索和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对外开放’。我深感这次带团出国考察责任重大，因此出去之后一直‘马不停蹄 ’，从5月2日到6月6日一个多月内走了上述5个国家的 15个城市，会见有关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了许多工厂、农场、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尽量多收集资料信息，多思考研究问题。”(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百年潮》，1998年第1期，第7页)

　　回国后，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听代表团汇报。谷牧着重讲了三点：⑴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他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⑵他们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⑶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

　　谷牧发言过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展开了热烈讨论。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都说，外边的情况，这次出去看清楚了，讲明白了，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

　　6月下旬，邓小平约见谷牧，对他讲了一番话，中心意思是：一、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35页)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7月6日至9月9日，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主持下，国务院召开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关于四化建设的务虚会。

　　谷牧在会上报告了考察西欧五国的情况，并敞开思想讲了他的想法和意见。这次务虚会开了两个多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研究外国成功经验，就如何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等问题，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深入进行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务虚会后，中央、国务院对这些意见又多次讨论。

　　在这期间，谷牧还应邀到中央党校作报告，为开展对外开放造舆论，使对外开放的重要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酝酿建立经济特区

　　在1978底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经邓颖超提议，李先念等同意，将几个有关的材料印发给与会同志参阅，这几个材料是：《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这些材料引起大家的极大兴趣。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次全会通过的公报指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对外开放的决策确定后，如何具体实施，从哪里起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口，并非易事。在中共中央高层的关注和支持下，经过面向世界认真分析国外经济发展情况，深入研究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广东、福建两省的领导及各界人士审时度势，积极争取。中央决定把突破口选在靠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广东和福建两省，建立经济特区。

　　建立特区也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过程。1979年1月，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批发了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这可以说是建立深圳特区的重要准备。

　　4月下旬，在中央召开的专门讨论经济建设的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工作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十分赞同这一设想，并对广东省委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10页)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省的提议。4月，中央就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队到广东、福建进行实地考察。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如规定两省实行财政包干，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两省的外汇实行大包干；扩大两省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权限，两省可以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块区域，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允许外国厂商投资办企业，或同他们合办企业和旅游业等。

　　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同年8月，当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粤、闽4市设立经济特区的建议，同时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完成了设立经济特区的立法程序。

　　敢为天下先 深圳“杀出一条血路”

　　经济特区处在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格局中的前哨阵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它的建立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其中深圳特区发展最快，引起世人瞩目。

　　“杀出一条血路”，实际上就是破除传统经济模式，破除陈旧的思想观念，就是要敢为天下先。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开拓者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业伊始，就提出了“建设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的方针，把香港、外国的资本源源不断地吸引到特区来。特别是深圳在特区建设过程中，连续创出几个“全国第一”，闯出了自己的路。

　　深圳特区在社会主义中国，最早“出租土地 ”；最早“预售商品房”；第一个推出工程“招标投标”方案；最早建立“劳务市场”、“原材料市场”、“生活资料市场”；还有建国以来人们早已陌生或很不熟悉的“金融市场”、“科技市场”、“信息市场”、“人才市场”、“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等等。

　　概括起来，经济特区实行的特殊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有如下几方面：一是建设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所有制结构为多种形式共存，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二是特区的经济活动，在国家宏观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三是管理体制有更大的自主权，在投资项目审批、外贸、企业经营等方面都给予优惠待遇。四是对来特区投资的外商，在税收、土地使用、出入境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

　　经验证明，当今世界既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掌握世界上所有的先进技术，更没有哪个国家能离开世界市场。中国要发展，要赶上当代世界的经济和科技发展，要进入世界市场，创办经济特区开启了对外开放的窗口，提供了成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