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主义者》杂志文章：中国三十年变化(作者：理查德·费希尔)

　　北京奥运庆典勾起了理查德·费希尔对中国另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回忆——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解放。他解释了外国人为何必须突破中国精心设计的幕墙，才能找到真实的基础并据此与之建立经济和政治关系。

　　1948年(中国)共产党革命者行将关闭上海港时，我的澳大利亚籍父亲和出生于南非的挪威籍母亲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离开了那里。此后的故事说来话长，我出生于次年3月，这个幸福的“副产品”原本可能焦虑地待在外滩的和平饭店里。

　　几乎60年了，我的出生经历令我自视为中国问题观察家。但是，直到1979年，在我担任卡特政府政策制定协调人兼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的助理时，我才第一次亲眼看到中国。

　　公路上的变革

　　在中国的早期经历，以及20年后代表克林顿总统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举行谈判的经历，构成了我现在观察中国的视角。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晤，并实现了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而美中两国之间因1949年共产党接管政府而产生的索赔反诉则留给了卡特总统解决。

　　如果不解决这些反诉，我们就不能上常贸易往来。因此，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及其一行(包括身为他最信任的首席顾问的我)于1979年2月23日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奔赴北京解决这些索赔诉求。

　　我们与邓小平、华国锋以及财政部长张劲夫举行了会晤。在与邓和张进行了艰难谈判后，1979年3月1日，我们达成了初步协议。那天 我们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上空正式升起了美国国旗。

　　在观看盛大壮观的北京奥运开幕式时，那次北京之行的记忆又涌上心头。我们于1979年2月24日晚抵达这座城市后，立即被红旗轿车接送至官方宾馆。

　　进入北京城的公路上没有汽车——不是因为这条路线为我们代表团设置了警戒线，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车。我们看到的交通工具有瘦骨峡峋的马匹、驴子、牛、冒着黑烟的卡车以及无数上海“永久”自行车厂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生产的自行车。

　　仅仅27年过去后，截至2006年，北京的机动车已达240万辆；而这只是全国3700万辆机动车中的一小部分。1979年，当布卢门撒尔代表团抵达北京时，欧佩克及其他产油国的主要客户还是美国、日本和西欧。而目前，产油国的客户中增加了13亿中国人——其中很多人不仅自己有车，而且开工厂，居室还要取暖；同时还有正在迎头赶上的国家的人民，如印度以及从原苏联专制下解放出来的国家。

　　这就需要考虑石油、柴油和汽油的供需问题。如果中国的人均消费量与节俭的日本人一样，中国一年的消费总量将在180亿桶以上，大大超过我们75亿桶的消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