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甫根尼·韦尔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1977年至1981年，他作为塔斯社记者常驻北京，1995年至1998年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工作。他现在是《俄罗斯的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经常为俄媒体撰写关于国际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的文章。

　　韦尔林最近一次中国行是在去年11月，他同几个朋友结伴到四川省旅游，途经成都、都江堰、甘孜和阿坝藏区等地。韦尔林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四川风景秀丽，尤其是干净、安宁的成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四川西部的藏民聚居区，我们还同当地居民交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生活表示满意，有幸福感。我还听说，现在全中国65%的人有幸福感。”

　　“不幸的是，四川今年发生了灾难性的大地震。”韦尔林接着说：“我们的救援队也参与了幸存者的搜救行动。至于灾后重建工作，我相信中国能够自己解决，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了。”

　　韦尔林认为，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一切都是公开的，中国在信息公开化方面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通过媒体的公开报道及时了解灾情和中国抗震救灾工作的细节。中方还同意让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国和台湾地区的救援队到地震灾区参与救援，“这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在国际合作方面开放程度最高的一次。这是很大的进步”。

　　“可以同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相比较的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韦尔林的思绪回到了30多年前：“1976年8月，我刚到塔斯社工作，就听说中国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天津和北京部分城区也受到了影响。苏联高层关注着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但是，当时媒体没有公开报道这一灾难性事件。次年11月，韦尔林被派到塔斯社驻北京记者站工作，这是当时苏联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唯一记者站。韦尔林说：“我们曾多方打听，想描绘出一幅较为完整的关于唐山大地震的全景图，主要是为苏联领导人提供信息，同时也为我们的报纸供稿。但是，中国媒体没有披露任何关于唐山大地震的细节。”韦尔林补充说：“我们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才获得了更多关于唐山大地震的信息，因为那时有一些人写了关于唐山大地震的书和文章。”

　　谈起初到北京的印象，韦尔林说：“我刚到北京时，天灰蒙蒙的、风冷飕飕的。每到晚上，除了长安街，其他街道都黑乎乎的，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那时，韦尔林开的是一辆苏联制造的“日古力”小汽车，这在当时绝对是好车。他说：“当时北京的加油站很少。友谊商店附近有一个外宾加油站，我就在那里加油。要去一趟城外，比如长城，得提前把油加满，因为沿途没有加油的地方。”

　　韦尔林继续说，他刚到北京工作时，生活比较单调、清苦。当年和他同在北京工作过的人还有现在的俄罗斯副外长杰尼索夫、驻华大使拉佐夫等人。他们当时风华正茂，工作之余都想出去玩，比如晚上想找个地方喝点酒，但那时北京的饭店很少。1979年，他们惊喜地发现，北京王府井和东单之间有一个金鱼酒吧，晚上11时才关门，可以坐在那里吃点东西、喝点酒、听听音乐。让韦尔林等人感到惊讶的是，在这些通常只有外国人光顾的地方，也出现了不少中国青年人。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出现了更多可喜的变化，比如出现了一些食品市场。韦尔林说：“逛市场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经常到这些地方去，那里的蔬菜和水果都相对便宜，而像专门为外国人开设的友谊商店的东西就很贵。”韦尔林1980年还去过广州和上海，感觉那里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2006年，韦尔林到过一次北京，看到的繁荣景象“已经今非昔比了”。

　　韦尔林深有感触地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力日益强盛，今年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表现出的抗击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就是明证。他说，中国领导人着眼于国家建设和社会长远发展，继续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利大于弊，利占99%，弊占1%。毫无疑问，这一政策应该而且必须继续坚持下去”。韦尔林补充道，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发展的速度和步骤，比如要防止中国经济出现过热，同时还要鼓励东南沿海地区带动内陆地区的发展，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保持平衡。“治理污染消耗了中国至少2%至3%的GDP。虽然发展总要付出代价，但‘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思路不合时宜。可喜的是，中国领导人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正在转变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