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光”是乌克兰议会国际交流处处长加米亚宁先生的中文名。1991年至2008年,夏光先后7次到访中国。“我每次在中国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少则几天,多则四年。”一个秋日的午后,在基辅街头的露天咖啡馆里,夏光滔滔不绝地向本报记者讲述他的中国见闻和感受。
“第一次去中国是1991年11月。当时我还是基辅大学汉语专业的大二学生,去了绥芬河和哈尔滨。”夏光说:“当时苏联经济形势很糟糕,商品十分匮乏。而中国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这是中国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当然,当时中国同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有差距的,比如在绥芬河,汽车很少,出租车更为少见,而那时汽车在苏联已十分普及。”
谈起第一次在中国坐火车的经历,夏光感慨万分:“1991年,我们从绥芬河坐火车去哈尔滨,买的是硬座票。火车开得很慢,走走停停,总共开了20多个小时。车厢里人很多。晚上,座位底下都躺着人。火车卫生条件很差。不少人在座位上抽烟,车厢里烟雾缭绕,很多人随手将垃圾扔在地板上。”说到近年在中国坐火车的感受,夏光赞叹不已:“中国铁路的发展真是太快了!不仅火车行驶速度大幅提高,车厢的硬件设施、舒适程度和旅客素质也今非昔比。卧铺车厢有电视,车厢里非常干净,再也看不到乘客吸烟和乱扔垃圾的现象了。现在,你们的火车比我们的要好。”
1992年初,夏光获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留学半年的机会。“当时,由于莫斯科至北京的火车票很难买到,我们只好先坐火车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从绥芬河入境,再去北京。我那时是个穷学生。到绥芬河时,身上只剩一美元。我们将带来的东西都卖了,但仍不够到北京的车票钱。那时,绥芬河的气温已到零下20多摄氏度。我们露宿街头,一筹莫展。这时,一对素昧平生的中国夫妇向我们伸出了援手。他们不仅把我们接到家里住,还资助我们买了去北京的车票。其实,这对中国夫妇并不富裕,但很有爱心。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留学梦或许早就破灭了。”
夏光和北京奥运会特别有缘。2001年,他带团访华,在北京停留的那天恰逢北京申奥成功。“我们亲眼目睹了北京市民彻夜欢庆申奥成功的热闹场面。当时,只知道为中国高兴,为北京高兴,并没想到奥运会将给中国和北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今年夏天,夏光在北京呆了3周,现场观看了奥运会开幕式和多场比赛。“你知道,2002年至2006年,我在乌克兰驻华使馆工作了4年,自认为是个‘老北京’。可今年故地重游,我居然在使馆附近的东直门迷路了。北京的变化太大了!”夏光由衷地赞叹道:“中国真的很了不起!”
夏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取信于民,老百姓信任党和政府。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等改革思路,老百姓听得懂、信得过、行得通。这保证了全体人民万众一心,积极投身到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中去。
自称“老北京”的夏光满怀深情地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的一切都在变。城市在变,人也在变。”同时,夏光对中国的发展也提出了自己真诚的建议。他说,在华留学期间,他最喜欢骑自行车逛北京的胡同。在胡同里买张烙饼,边吃边和“老北京”们聊天,是他最惬意的事情。但10年之后,他发现,当年踏访的胡同多数已经消失,仅存的一些也多用于商业目的。夏光认为,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应多注意保护传统和历史文化遗产。“到处都是摩天大厦并不代表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