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贺雪峰

　　前不久到成都参加一个会议，应邀参观了成都三个村庄。目前成都正在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参观的三个村庄也在政府推动的确地确权基础上，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参观的三村，农民的土地都流转给龙头公司，公司每年给农民500—800斤大米/亩，年终土地还可以参与公司分红。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可以到公司当职工，也可以外出务工。

　　不仅如此，成都市还在确权确地基础上，推动建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农村产权流转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希望通过政府积极推动，在城乡统筹上做两篇文章，一是土地规模经营，二是加建农民城市化。与成都市的做法相类似，成渝改革实验区的重庆市也在加速推动农民进城的步伐，比如鼓动农民进城买房。

　　成都是大城市带大农村，重庆虽然是大城市，其农村之大恐怕早已越过其城市的带动能力范围。作为改革试验区，成都重庆进行试验，是无大问题的，问题是，成都市将农民土地规模经营后，就能产生出较小农经营更大的效益？值得怀疑。笔者参观的三个村，龙头公司将流转集中起来的土地种植中药材和西瓜，原因是种粮食不可能赚钱。问题是，要是全国的土地都种中药材或西瓜，土地就能赚钱？龙头公司负责人说，去年种西瓜赚了钱，今年则亏。龙头公司亏了，还如何向农民兑现每亩每年500—800斤大米的土地流转费，还如何向农民年终分红？

　　与成都重庆试验区不同的是，湖北省今年出了一个经营土地2万亩的大户侯安杰，据《农民日报》报道，湖北省主要领导几乎是人人批示认为要重视和支持这样的大户经营。侯安杰没有成都龙头公司大方，他以每亩150元的价格流入土地，且还设置流入土地的门槛，有“几要几不要”。侯安杰的经营行为合法合理。问题是，若政府在制造侯安杰现象时行为过于积极，侯安杰出得太多，事情就会变得麻烦。

　　为什么这样说呢？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作一回顾，即不难找到答案。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可谓惊人，在这30年中，中国一直保持了相当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整个社会也处于高速变动中，高速变动是最容易产生矛盾的，但中国30年的高速变动，在政治上和社会秩序上保持了相当的稳定，这在世界发展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可以保持社会稳定，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在高速变动的同时，保持了一个相当稳定的农村。农村是中国的大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多数，进城农民工实际上也是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并因为有一个稳定的农村的家，而可以安心务工，而可以找到归属，而可以进退自如。中国的城市在大动，沿海在大动，而中国农村则相对地静，中西部相对地静。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中国保持了重心向下的农村大头的稳定，而可以使整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保持稳定。中国农村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农村社会的稳定如何为中国现代化作出贡献及如何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稳定功能？我们可以从当前中国农村实行的基本经营制度谈起。

　　中国实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基本经营制度。即是说，中国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村民有承包经营权，农民正是依靠承包经营的土地获取基本生活资料。

　　因为中国人多地少，农民人均耕地规模较小，虽然种地大都足以解决温饱问题，但也仅能解决温饱问题。农民要想富，就必须从事农业以外的兼业，就需要进城务工经商。

　　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但他们并不放弃农业，因为一般情况下，农民务工经商的收入，不足以让他们在城市安居下来。他们年轻时进城务工，年龄大了就回村务农。更可能的则是，一个家庭中，年轻人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在家务农。一个农户家庭，因为有了务工和务农的双份收入，而可以在温饱以上有些闲钱，生活得有点富裕，可以参加村庄的各种社会性交往，可以策划盖一栋像样的房子，及可以为子女举办一场体面的婚礼。

　　正是因为农民家庭可以有来自务农和务工的双份收入，农户家庭将务工收入作为家庭务农的兼业收入，而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可以接受极低的劳动力价格，而正是中国极低的劳动力价格，使中国可以发展大规模的外向型的加工制造业，可以从全球化中获益，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秘密之一。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大部分进城农民依靠务工收入是难以在城市获得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最基础条件的。也因此，城乡二元结构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若我们试图通过强烈的政策手段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结果很可能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消除，城市内又生长出一个巨大的贫民窟，城市这个局促空间中又长出了一个难以应对的二元结构来。换句话说就是，若要让农民真正离开农村进城，我们就必须让农民在离开土地收入后，可以在城市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他们要有稳定的就业和不差的收入。仅仅依靠进城农民工的收入远远不能维持他们在城市的体面生活。

　　进城农民的情况也有差异，部分经商赚了钱的农民，和部分有一技之长并正好派上用场的农民，他们可能首先获得在城市安居下来的基础条件。但在目前阶段，进城农民工的70%以上并无这种条件(虽然国家统计局将所有进城农民都计算为城市人口)。更多进城农民工真正地在城市安居(及获得这种安居的条件)，需要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进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上涨，及进城农民工的就业更有保障。而这要有一个过程，甚至需要有3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准备。

　　在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进城农民显然是大多不能获得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所需基本收入条件。而贫民窟的生活质量又是远远低于农民在农村家中的生活质量。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能通过政策筑一道高墙，将农民挡在城市以外，不允许农民进城，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政策而让进城农民无法呆在城市时，却不再能回到农村过那些温饱有余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