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解决对中日关系再好不过了”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 发自广州

　　近来，“全面政治解决”成为中国掳日劳工对日索赔的新提法，对这一解决方案的内容、产生过程以及对中日关系产生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多年来致力于对日索赔领域内的多位权威人士——

　　著名社会活动家 王选

　　华东政法大学 管建强副教授

　　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负责人 付强律师

　　中国掳日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 刘焕新

　　南方周末：“全面政治解决”是对日索赔领域内新近出现的提法，其内容是什么？

　　刘焕新：它全称是“全面解决二战掳日劳工事件的提案”，由日本律师团3月9日提出，旨在一揽子解决掳日劳工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承认事实、谢罪和补偿。

　　管建强：通常所说的“政治解决”主要是指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处理纷争的方式，将诉讼程序以外的和解处理方式，提升到“政治解决”的高度，也许常人难以理解。但这里所说的设立补偿基金全面解决被掳中国劳工遗留问题，有两个特点需要强调，第一，它是一揽子解决所有被掳中国劳工遗留问题的方案，第二，核心就在于“政治”二字，这个方案的当事人除了上述所言的劳工，还有日本加害企业和日本国政府。此外，中国被掳劳工当然也期待中国政府直接或间接地介入、支持。因此，将这种全面和解模式称为“政治解决”是合理的。

　　南方周末：如今，政治解决的提出是否意味着诉讼之路已彻底无门？

　　王选：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一天之内驳回了包括西松案件在内的五起索赔案，就标志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大门的关闭。民事诉讼的程序已经走尽了。

　　付强：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具有判例效应，尽管有一些索赔案直到今天仍在走诉讼程序，但几乎没有突破的可能了。诉讼这条路已经被判死刑。

　　南方周末：诉讼之门被关闭的理由是什么？

　　管建强：日本最高法院驳回西松案件原诉人诉讼请求的法理依据是：原告没有理由提出诉讼请求，其根据的是《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中国人的个人索赔权已然放弃。

　　王选：要追究这样的法理依据是否正当，就必须要求中国政府对《中日联合声明》做出明确的解释，但迄今为止，我国政府对此欠缺作为，使得对日民间诉讼多少显得底气不足。

　　南方周末：政治解决是否意味着否定之前对日诉讼的正当性？

　　王选：当然不否定。事实上，现在的政治解决的尝试正是建立在诉讼基础上的。

　　付强：政治解决的前提基础是法律诉讼。即便是败诉的判决，日本法院也对当年的犯罪事实予以了承认，并劝告日本政府和企业积极解决劳工问题。

　　管建强：司法诉讼夯实了大规模的侵权事实，虽最终未能通过司法途径伸张正义，但是日本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且面临国际舆论压力，这是促进“政治解决”的重要因素。

　　直到今天，民间对日索赔的诉讼案件仍然在日本各级法院审理，政治解决方案的最终出台也还是需要通过法律诉讼来促成的。但是，一旦全面解决的目标实现，法律诉讼的正当性就将被淹没，因为到那时候就不会再有诉讼了。

　　南方周末：以往庭外和解的案例留下了哪些教训？

　　管建强：尝试过两次庭外和解，比较有影响的是花冈案件，还有一次是京都大江山案件。但两次庭外和解都是受害劳工和日本加害企业之间达成的，其中并不涉及到日本政府，与政治解决有本质区别。

　　这两次庭外和解为全面政治解决提供了经验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在全面政治解决中，必须要充分体现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对于当年罪行做出的诚恳谢罪。

　　王选：在我看来，这两次和解就是日本在试探中国解决掳日劳工问题的底线的尝试，但两次和解模式很明显是不可行的。

　　南方周末：对于政治解决方案，您是否支持？为什么？

　　王选：对这一方案，考虑到为数不多的受害幸存者都年事已高，别无选择，他们个人也都表示愿意接受。这也是一种胜利。

　　9月17日济南会议后，为了回应日本律师征求意见，苏智良教授、管建强和我为此专门进行了一次讨论。我们一致认为，将第一段的西松判决的法律前提从条款中删去，也就是有关中国政府放弃赔偿，日本最高法院在西松案判决中提出要求日本政府、企业适当补偿的意见。这一段的内容是日方全面解决方案的法律基础，也就是责任关系的基础，解决的起点。中方(受害者)不一定非要在接受这一条的前提下，接受解决方案。如果将“中国政府放弃个人请求权”的说法写进方案，将引起很多争议甚至麻烦，而且也不应该要受害者接受这一说法。

　　刘焕新：我完全同意王选的意见，把第一段去掉。

　　考虑到法律诉讼的现实困难，通过十几年的诉讼，大家已经对法律途径解决掳日劳工问题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不再抱有之前的幻想了。

　　付强：政治解决是目前解决这一问题最行之有效的路径。我有个设想，一旦达成这样的协议，我们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政府终于低头认错了，受害劳工终于体面地拿到补偿了。

　　南方周末：这一政治解决方案最新的进展如何？困难在哪？

　　刘焕新：从日本律师团提出全面政治解决的设想至今一年多来，取得了很好的推进。今年4月，我在日本会见了多位参众议员，他们都积极表示促成这一方案。但要想在日本国会有所突破，至少得等到明年的4月日本政局稳定以后。

　　王选：中国必须及时建立起正式的受害者组织，七嘴八舌成不了事，而且要有正式的支持基金或稳定的经费来源，这样，在受害者组织的外围，就能形成一个专家团队，包括律师、学者、研究者、志愿者等等。其关键就在于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否政策放开。

　　南方周末：这样的政治解决方案有何意义？

　　王选：对于中日两国关系的长远来说，再好不过了，它不会影响到两国的正常关系。历史问题一直是中日两国交往之间很大的障碍，如果日本政府愿意掏腰包，就是反省的最好表现。

　　中国劳工提出的权利是正当权利，政治解决就是对这种正当权利的认可。历史责任对日本是一个包袱，它必须是要甩掉的，这也是让日本适当地卸除历史责任包袱的一个机会。

　　管建强：毫无疑问，这一解决方案将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拐点。从掳日劳工索赔问题上，这样的拐点意义很明显，而这一解决思维必将被借鉴于解决其他民间索赔，包括重庆大轰炸、细菌战、毒气战等等，所以，这一拐点的意义将是双重的。

　　南方周末：中国社会对这一方案的反应如何？

　　王选：权利在受害者，受害者是政治解决的主体，他们的意志应该得到充分尊重，社会上包括媒体，关心的人很少。

　　刘焕新：绝大部分的劳工受害者都对这一方案持肯定、欢迎态度，希望能尽快解决，有个别劳工觉得不解气，但态度也正在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