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那年，奶奶病危，爸爸好不容易借了一辆自行车赶到县城，给在江苏宿迁工作的小叔拍电报。爸爸排了近一下午的队，电报才发出。可等到离家并不算远的小叔赶回时，已是奶奶下葬后的第三天。小叔在奶奶的坟前泣不成声，长跪不起。”回忆起1979年的往事，董彩燕依然有些哽咽。

　　文/李克新 孙韩高 刘红杰 片/徐延春

　　急事要事，电报“当家”

　　今年已经64岁的赵长海，从1961年，也就是17岁那年开始送电报，一直干到60岁退休。一生都在和电报打交道的他感慨，“家有急事速归”几乎是当时电报的标准内容。那时，身在异地的亲友平时联系都写信，遇有急事要事，只有通过电报传递信息，所以电报一般就意味着事情的紧急重要。

　　“你看看，现在连我上小学的外孙女都有小灵通了，可当时，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打电话很不方便，电报是当时最快捷的通讯方式了。特别是家里有人病危等急事，或者是告知家人朋友几点几分接站的电报是最多的。”赵长海说。

　　“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开始复苏了，那时企业订货、银行汇款都是通过电报实现，所以这种类型的电报很多。我长年累月地跑济南化工厂、几个国棉厂、重汽、机床一厂、机床二厂……”赵长海说，那时每次去都是一堆一堆地送，大都是订货单之类的，有特急的，也有加急的，都要和时间赛跑，准时送到。

　　骑上幸福250送电报，帅呆了

　　赵长海因为无差错投递56万份电报、行车76万公里无事故，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谈到往事，赵长海有些自豪地说，“1962年，我就骑上了幸福250送电报，用现在的话说，那真是‘帅呆了’。”

　　赵长海告诉记者，刚工作时，自己还是骑着自行车送电报，1962年单位专门组织送报员学骑摩托车。“学会后，我们就骑上了摩托车，当时不但送电报快多了，自己心里也乐得了不得。那时候骑着摩托车，别说老百姓羡慕了，就连公安局有紧急情况都要向我们借，后来我们还将两冲程的摩托车换成四冲程的。当时电报举足轻重，我们的交通工具也引领潮流。”赵长海回忆说。

　　其实，无论工具如何“帅”，送电报都是力气活。“你看我，从1961年到现在，40多年没得过一次感冒，送电报跑出好身子骨。”赵长海说，送电报是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上夜班的时候更是跑了很多冤枉路。“夜里送电报，有时叫不开门，电报必须要收报人签字，又不能从门缝里塞进去，所以只好做上记号，等第二天早上再送。”

　　但赵长海也说，这还不是最头疼的，“死”电报才让他们为难呢！“改革开放之初，有一次，我到济南市经七路去送电报，去了几趟都找不到收报人。最后带着那份电报，我找了五六条马路，竟然让我找到了。原来，发报人把门牌号写颠倒了。这是一封沂南法院来的电报，收报人是省立医院的一位女大学生，电报的内容是通知她回乡平反，有时间限制。当时那个女孩子拿到电报泪如雨下，我都替她激动呢。”

　　“小香港”里，忙得顾不得上厕所

　　曾在济南电报科工作的陈继德对于自己当年的身份地位颇为自豪。“当时电报科里，小知识分子比较多，穿着也很时髦，人称‘小香港’。但我们这个‘小香港’真是名不副实，几乎天天连厕所都没时间上，这就没有那么潇洒了。”

　　陈继德告诉记者，电报是当时通信的“主角”，改革开放以后，商业活动和人员流动都多起来，从1979年到1985年，是他们工作最忙的几年。

　　“1980年，咱们济南电报科的工作人员由原来的不足百人，一下子就增加到393人。春节之前，更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电路传送忙不过来，只好人工送报。”陈继德回忆说，当时自己提着大包电报到临沂送，本来要坐小飞机，可是因为天气原因飞机不敢飞，只好坐火车去青州，再从青州坐晚上的汽车去临沂。“家家户户都盼电报呢，必须春节前送到。”

　　陈继德说，从1987年开始，济南上了程控设备，打电话比较方便，电报就逐渐变少了，自己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清闲了。济南的送报点也由原来的洪家楼、解放桥、成丰桥、纬九路、七里山、经二路等逐渐缩减，现在只剩下解放桥一个送报点了。

　　“到了2001年8月，中国电信取消了公众电报业务中的特急和加急业务，传统电报业务正在淡出百姓的生活。”干了一辈子电报的陈继德和赵长海禁不住感叹，电信业的发展太快了。

　　如今，已经退休在家的赵长海还经常向不满10岁的外孙女“讨教”手机的诸多功能。他说，现在的通信不知要比当年方便多少倍，但自己还是会不自觉地回忆起过去送报的酸甜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