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爸爸辗转找了几个关系，还请装电话的师傅上了趟馆子，花了近5000块钱，我家才终于有电话了。刚装电话那阵，我妈特意买了毛线钩了块四方形的‘盖头’，专门盖电话。那时电话都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那可是‘大件’。”赵晴说。

　　打个电话要“摔帽子、解扣子、拍桌子”

　　郭自勇是邮电系统的老员工了，虽然今年刚退休，但提起电话的往事，他最先想到的就是上世纪70年代打电话的故事。

　　“那时打电话是个很有派的事儿，人们打电话，总是先摇几圈电话机的摇把，大声说，‘喂！邮局吗？’因为当时电话必须通过邮电局人工转。”郭自勇解释说。

　　郭自勇印象最深的还是当时电话的“难打”。

　　“首先是排队。僧多粥少嘛，就要耐着性子等。好不容易排到自己了，信号差得又让人不敢恭维，打电话的人高声大调，邮局外面的人都听见了，话筒那边的人还在‘喂’，只有耐心地继续等待接通。打个市区电话有时比骑自行车还慢呢，等电话接通了，骑自行车早就到了。打长途电话就更难了，有时从早上八点挂上号到晚上八点都接不通。当时曾有人开玩笑，形容性子急的人打长途，总免不了‘摔帽子、解扣子、拍桌子。’”

　　郭自勇说，当时报纸上还登过一幅漫画，叫《愚公新课》，漫画的内容是愚公在打电话，身后依次排着他的儿子、孙子、重孙子。愚公说，电话再难通也不要紧，反正我死了还有我儿子，儿子死了还有我孙子……

　　其实，电话就算拨通了，那边的人还得去找接电话的人，满院子、满楼道喊人接电话也成了当时的一景。

　　今年已是古稀之年的蔡可卿老人，曾担任青岛开发区办公室主任，他回忆说，“在改革之初，家庭没有电话，单位是每个楼层安了一部电话，我当时与其说是办公室主任，还不如说是接线员，整天扯着嗓子喊人，最后没办法，只能找个秘书替我盯着电话。”

　　郭自勇告诉记者，当时往农村打电话就更难了，还必须避开晚上六点到九点的时段。因为那时候，农村的通讯很不发达，一根铁丝架过去既当电话线又当广播线，每天晚上六点到九点是广播时间。

　　装个电话要“托关系、找门子、下馆子”

　　“上世纪80年代末，家里能装部固定电话，那可是人们心目中‘小康’的标志。”今年已经53岁的江永安有些自豪地告诉记者，自己在那时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当时固定电话对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1989年，他花了3000块钱装了部电话，“那可是相当于我两年多的工资呢。”江永安说。

　　“那时候装电话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先要申请，申请完也不能马上安装，还要排队等候。有钱也不一定能马上花了，等候两三年都装不上的人也有。等几个月是常事，初装费简直贵得惊人，要3000多元，那时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一百多块钱。”江永安感慨，虽然为了装电话，自己曾经勒紧了裤腰带，但有了电话确实方便，当时不少街坊邻居有点急事还经常到家里“借电话”呢。

　　从上世纪60年代就在邮电部门工作的陈继德老人说，电话初装员是上世纪80年代炙手可热的职业。“想安电话的人都竭尽所能地托关系、找门子，请初装员先到自己家安电话。有人请下馆子那可是经常的事。”

　　后来，电话扩容，安装电话已经不像原来那样困难了，但高昂的电话费还是让想安电话的人有点望而却步。“小时候好奇，没事总想拿起电话玩玩，那时电话费还挺高呢，后来，我爸爸竟然用小盒子将电话锁起来，防止我没事乱打。”赵晴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忍不住不断重复着“真好笑”这句话。

　　风水转了，用户成了“上帝”

　　江永安的家里，现在已经不止一部电话了，电话机也变“俊”了。“女儿卧室的是卡通造型、书房的是仿拨盘电话、客厅的是无绳电话，我单位办公室还安装了可视电话。”江永安告诉记者，现在我们一家三口都有手机，好多次我想把固定电话撤了，但考虑到环保、健康方面的因素，还是留了下来。

　　谈起同事小周安电话的情形，江永安觉得时代真是变了。“没有初装费，赠送电话机，还服务上门，用户有什么问题，服务人员随叫随到。”江永安告诉记者，初装员在上门安装之前，给小周打过三次电话，询问上门安装的时间，小周每次确定了时间又临时有事，初装员空跑了两趟，但态度还是和蔼可亲。“这在以前真是不可想象，得罪了电话初装员，那就意味着你的电话安装遥遥无期了。”江永安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