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设立司法救助机制

　　记者采访中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次突发案件发生在一个没有赔偿能力的小超市、小餐馆之类的消费场所，嫌疑人和涉案企业都无赔偿能力的情况下，怎么办？难道任由受害人陷于二次伤痛的困境？此外，如果是实力不济的小企业来承担，那很可能导致企业被拖垮仍不能保障受害人的救治。事实上，这样的情形更为普遍。这时，怎么办？

　　还有一种延伸的观点认为，如果案发不是在消费场所，而是在街道这类公共场所，当受害人无力承担可能高昂的治疗费用时，怎么办？

　　记者采访的这位法律人士认为，在事发所在地无法承担医疗费用的情况下，应该由社会这一块来考虑，比如市民要有投保意识，事发后能由保险公司来赔偿。不过，他也认为，保险理赔只是一部分，在双方都无法承担的情况下，政府应有责任设某种机构或基金等机制来实施救助。比如，见义勇为基金能对制止违法犯罪的受害人支付一定的补偿金，将伤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同样的道理，可以成立类似“司法救助基金”，先行负责无力承担治疗费用的受害人的救助，再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施害人追讨。他认为，这样的救助基金可以由政府拨款，也可向社会募捐构成。

　　记者多年来采访中碰到过的实例则是，在受害人和施害人无力承担的情况下，或由办案警方支付一定的小额治疗费用，或由救治医院埋单，这种情形，已经形成事实上的社会救助。

　　政府是否能设立司法救助长效机制，帮助刑事案件中无力承担的受害人？两起相继发生的相似案件面临的境况，值得思考。(新华网云南频道-春城晚报 张明谭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