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和12月3日，河北保定农民李红旗相继将两张抗美援朝烈属证送到位于北京和天津的两名烈属手中。在为国捐躯半个多世纪后，两名烈士终得魂归故里。

　　这是他找到的第二名和第三名烈属。从偶然淘得5张烈属证，到第一名烈属去年8月在河北香河浮出水面，李红旗在工作之余，花了十年时间寻找。

　　因为李红旗的努力，抗美援朝烈士这个让人印象越来越模糊的英雄群体，穿越历史的烟尘再次走进一些人的视野。李红旗，成了送烈士回家的人。

　　赔钱的收藏

　　★陈玉山，河北磄河县二区铁佛堂村人，1950年12月31日在突破“三八线”的战斗中牺牲，34岁，家属陈玉清。

　　★吕奎才，河北省北京市人，1950年12月1日在第三次战役中牺牲，22岁，家属吕邦俊。

　　★李金树，河北省天津市满楼区张窝管村人，1951年2月9日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4岁，家属李同玉。

　　★陈武昌，广东省阳会县人，1951年2月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3岁，家属陈王氏。

　　★周明星，四川省中贤县五燕区狮子村人，1951年2月在杨子山战斗中牺牲，25岁，家属周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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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自己高价淘来的5张抗美援朝烈属证，河北保定农民李红旗总想从这些简单的记载中看出一点门道。如今多年过去，他还真琢磨出了一些道理。他说，每一张不能物归其主的证书背后，都是一个没能魂归故里的英灵。

　　今年12月3日清晨，李红旗再次上路奔赴天津，送一位名叫李金树的烈士“回家”。

　　当年的老宅院不复存在，烈士惟一健在的弟弟也因身体欠佳，很难想起兄长当年的模样。只有两名李金树儿时的伙伴，说起他们“头儿”当年的雄壮时激情难抑。

　　这是经李红旗之手护送，第3名魂归故里的烈士。

　　李红旗说，这些寄托着烈士英灵的“生命证书”，一开始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份普通的“红色藏品”。1997年，爱好收藏的他在一家古玩市场偶遇了这批烈属证，老板要价2500元，他咬咬牙买了下来。落款显示这5张烈属证均系志愿军某部于1951年7月签发。

　　李红旗把这几张陈旧的纸片当作宝贝，小心锁进保险柜，想着哪天能赚它一笔。妻子却不以为然，甚至觉得晦气。

　　他父亲的看法又有不同：这些物件属于那些烈属，不能据为己有，更不能用来赚钱，得想办法找到他们，让烈士魂归故里。

　　李红旗并不理解父亲的想法，面对一遍一遍的催问，他就一个“拖”字诀。后来，他慢慢懂得了父亲的心思，开始积极主动寻找烈属的行动。

　　他的第一个目标，锁定河北境内的陈玉山。从1998年开始，他出门打工、跑运输，见人就打听。

　　一个人的送烈士还乡之旅，从此开始。原本指望能赚钱的收藏，开始让他贴钱。

　　烈士姓名故里考

　　因为证上的错误和历史的变迁，在十余年的寻访中，李红旗面对的最大难题，是考证烈属证上的人名和地名。

　　烈士陈玉山和家属陈玉清的名字都准确无误，可李红旗查了很多资料、问了很多人也没能找到一个叫“磄河”的地方。2007年，李红旗听说香河有个村叫铁佛堂，打了无数电话，最终确认该村75岁的陈玉清正是这张证书的主人——烈士陈玉山同父异母的弟弟。“磄河”和“香河”一字之差，让李红旗为此忙活了十年。

　　今年4月8日，当李红旗将证书送到陈玉清手中，后者老泪纵横。如今两人成了忘年交，时常会在电话里聊聊天。

　　在送还这第一张烈属证的过程中，李红旗接触了一些河北媒体，感觉到了大众传播的力量。今年8月初，李红旗寻找北京籍烈士吕奎才家属的消息登上了《北京青年报》。

　　很快，一位名叫邓淑清的老人反馈说，这名烈士很可能就是她未曾谋面的小叔子，证书中的烈属“吕邦俊”正是她早已过世的公公，可烈士本人名字不对，比照家里收藏的两张军属证，出现了3张证书3个名字的“怪事”。

　　第一张军属证系烈士所在军部于1950年8月12日签发，名字为“吕金财”；第二张军属证为上级单位于1950年8月29日签发，名字为“吕敬财”。此时吕还在服役，这两个名字虽不一致，但无疑更接近其生前所用名字。

　　李红旗推测，烈属证上的“吕奎才”，“奎”字疑为“金”之笔误，“才”则与“财”读音相同。所幸烈属证上其他信息与两张军属证上的记载都能吻合，他才确认了这名烈士及其家属的身份。

　　据吕奎才的发小、78岁的李国志老人回忆，吕小名“百岁”（音），在家似乎并无大名，估计是参军后才取了一个名字，“那时大户人家的孩子才有名有姓，穷人家的孩子经常长到很大都没有名字。”

　　面对手上3张名字不同的证书，如今年近八旬的邓淑清也不是很确定，小叔子到底叫什么。

　　两名烈属相继找到的消息见诸报端后，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栏目介入，开始协助李红旗寻找天津籍烈士李金树，天津民政、公安等部门一路绿灯，但没有查到相关线索。

　　李红旗后来知道，李金树的大号也是在部队起的，他在家时小名大柱，3个弟弟分别叫二柱、三柱、四柱。巧合的是，50年代二柱上夜校，老师给起了一个名字也叫“李金树”。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和兄长重名，更不知道兄弟二人已是阴阳两隔。

　　烈属证上登记李金树家在“河北省天津市满楼区张窝管村”，当年河北辖下的天津早已升格为直辖市，且查遍资料也没有一个“满楼区”。

　　后来李红旗求助天津媒体，一读者看了报道后想到，隔壁潘楼村有个叫“李金树”的老人仍然健在，他的父亲也叫“李同玉”，与报道中提及的烈属同名，一问方知健在的“李金树”乃是烈士李金树的亲弟弟。

　　他之后得知，李家所在的潘楼村原属张窝乡管辖，“张窝乡管辖的潘楼村”被错写成“满楼区张窝管村”，乡、村两级地名颠倒，“潘”也笔误成了“满”。

　　李红旗推测，这些烈属证当年之所以没能及时送到它们的主人手中，人名、地名对不上应是主因。如果考虑到当年的技术条件和战争环境，加之很多战士不识字，这样的错误也在所难免。

　　繁琐的考证并非只为厘清真相，这群从中国乡村走出去的“最可爱的人”，他们一个个鲜活地生过、笑过、忍苦、战斗，最后为国捐躯，他们的名字不该湮没在历史的烟尘里，永生沉默成为无名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