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招商引资》

　　编导：谭芸

　　解说：1977年9月29日，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说：我们已经损失了20年或30年时间，再不能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那么，我们就有希望了。

　　记者：十年动乱结束后，当中国再次把四个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的目标时，如何筹措到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加速经济的发展，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邓小平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国外。

　　解说：1979年1月17日上午，民主建国会秘书陈训淦随着主委胡厥文急匆匆地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采访：

　　陈训淦(时任胡厥文秘书)：我们去的时候，沙发的对面没有人。沙发的这边，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都到了，后头那就是王震、谷牧，(还有)乌兰夫都在了。

　　解说：九点钟，邓小平准时走进了福建厅，他先来了段开场白。他说:“诸位老先生都是开国时期的元老，是我们党最真挚的朋友。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

　　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转折点的1978年，邓小平试图用巨额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来迅速地拯救中国经济，可是外汇严重储备不足的现实很快就把这个浪漫蓝图否决了。如何筹措搞建设的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提出了他的新思想。

　　采访：

　　陈训淦：搞建设，他说门路要多一点，就要吸收外资，就是让外国人可以到这儿来办工厂，华侨、华裔都可以来办工厂。

　　解说：荣毅仁回忆说：“小平同志讲要利用外国资金、华侨资金，确实是重要问题。”

　　《胡厥文传》这样回忆：“邓小平同志说，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银行贷款的方式。”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利用外资和华侨来国内办厂的观点。在热烈的座谈中，陈训淦发现，会场上除了偶尔出入的服务员端茶倒水外，工作人员只有他一个人，其它都是领导和首长。如今，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一文，正是依据陈训淦的记录整理而成。

　　解说：座谈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时至中午，小平同志提议与大家一道共进午餐，服务员当即在大厅的一角摆放了两张长桌子，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铜火锅，原来是吃涮羊肉。这便是被后人称为五老火锅宴的由来。

　　采访：

　　陈训淦：小平同志、胡子昂、古耕虞，他们都是四川人，凑在一起，(火锅里面放的是辣椒)，闻都闻到辣椒味。

　　解说：古耕虞在回忆这次会见时诙谐地说：“我们是几个聋子，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记者： 深圳与香港仅一街之隔。有一份数据统计，在改革开放前，有10多万人因贫困偷渡香港。1978年，国门洞开，得天独厚的香港商人率先到内地来投资办厂。而当时的人们又如何面对警惕了几十年的资本家呢？

　　第一部分

　　解说：1978年，中国正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经济改革的冲动正在坚冰冻土下缓缓涌动。当邓小平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即将开放的宏伟设想时，远在中国东南一隅的广东省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的大队干部们正在为是否可以让港商在大队办工厂争论不休。

　　采访：

　　叶福松(时任上屋大队民兵连长)：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那时候搞的很紧张的。每个人都是想着，如果是搞不好，被搞成走资派，或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带头人，那你每个人都是很怕的。

　　解说：虽然已经结束了十年动乱，但是阶级斗争这根弦还在很多人心中牢牢地蹦着。在广东省宝安县，这个距离资本主义社会香港最近的地方，作为中共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每天要考虑的头等大事是如何防止宝安农民不往香港跑。

　　采访：

　　方苞(时任中共宝安县委书记)：宝安(县)人口当时不到30万人，20多万人。但是从1951年建立边防禁区以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段(时间)，累计有16万人曾经有过偷渡行为。所以我们哪一届的党政的领导人都有一个最重的任务，(就是)搞好边防管理，防止老百姓偷渡去香港。

　　解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腾飞，经济的快速发展迅速拉开了与内地经济收入的差距，巨大的收入落差吸引了很多广东农民通过各种途径跑到香港谋求发展。

　　采访：

　　叶福松：在生产队干一年只不过是八九十块钱，到香港去干一个月，他都拿到一百多块钱，所以那时候人是都往香港那边走。

　　解说：1978年，中国人开始从革命的狂热中醒来，贫穷如一根芒刺穿透刚刚复活的肌肤，让人感觉疼痛。宝安县委在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意识到，必须在经济发展上寻求突破。18

　　采访：

　　方苞：农民的诉求，他对改革开放的诉求也教育了我们，也不能老是靠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办法再搞下去了，一定要在经济发展里面寻求突破。后来我们就想了，怎么使经济发展得快？我们考虑，按传统的计划经济，我们一点办法没有。

　　解说：对于宝安县委来说，如何才能尽快地增加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缩小与香港居民的收入差距，是他们想方设法要解决的问题。1978年4月由国家有关部门在宝安召开的一个座谈会让宝安县委一班人茅塞顿开。25

　　采访：

　　方苞：就是我们轻工(部门)，一家叫德信行的进出口公司，经理他给我提个建议。

　　记者：他怎么提的？

　　方苞：他说，除了农业，你能不能搞工业，现在香港的工业，感觉到挣钱不多，甚至有一些厂感觉到要亏本，所以他们正酝酿要搬到东南亚各国去。那你这里离香港这么近，你能不能把它引到宝安来，你自己服装厂你出口不了，你做的服装、中山装出口不了。人家需要的，人家拿出样板来。你按他的办法来做，很快可以出口，我们一想这也是一个办法。

　　解说：沉重的国门一点一点地打开了。1978年7月15日，国务院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鼓励开展“三来一补”的业务。所谓的“三来一补”是指工厂的产品样式、原料和设备都由境外运来，生产出来的产品再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出口，内地工人和政府收取一定的加工费。

　　采访：

　　程诒谷(香港诒高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当时国内廖承志跟香港第一任的市议员黄孟发谈起这个事，我们现在内地开始搞开放，希望找一个港商进来带个头。我们就这样开始跟他谈这个事情。

　　冯志根(香港诒高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你要找一个机会去(内地)看一下，要去一下，碰碰运气。你在外面找不到工人，有单你不能做，那只是死路一条的，没办法解决的，在香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时候(内地工人)的工资跟香港的差距很大。

　　记者：能有多大呢？

　　冯志根：哦，那时候相差很远，大概这里的工资只有香港的10%。所以我们要到内地来，看看运气怎么样，看看能不能做。

　　程诒谷：基本上还是抱着一个心理说，不如去试试看，在内地开个工厂怎么样。因为我们出生也在大陆嘛，跑出来的时候，我们父母也在大陆开工厂。所以还是回去开工厂，看看怎么样。

　　解说：在宝安县有关部门的协调下，香港诒高实业有限公司打算在上屋大队投资30万港币开办一个加工厂，招收当地人来工厂做工，为香港的工厂加工生产吹风机里的发热线圈。但是这样的动议在上屋大队足足讨论了半年时间。

　　采访：

　　叶福松：开了好几次会，争论很激烈，一个就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个说要改善村民的生活，就这两个焦点在这里。

　　解说：支持办厂的队干部算了一笔帐：如果引进工厂，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拿到100多块钱，这相当于上屋大队普通农民一年的年收入。在能够改善村民生活的前提下，叶福松倾向于引资办厂。

　　采访：

　　叶福松：经过多次的讨论都没有一个结果，最后大家就举手表决，同意的就举手，不同意的不举手。最后七个(村)支委，我们有四个人举手同意，有三个没有举手，就少数服从多数，这样我们就同意引进。

　　解说：经过半年的讨论，上屋大队最终以微弱优势通过了引资办厂决定。

　　1978年12月18日，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在上屋大队落户，这是深圳第一份来料加工协议，它不仅开启了深圳乃至全国“三来一补”工业的大门，也像一块基石奠定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历史。

　　就在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成立的这一天，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开幕，会议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发展生产力。

　　第二部分

　　解说：随着上屋电业公司在1979年开工，村里的25名女工上岗了，当年的铁姑娘叶秀珍幸运地成为第一批女工，她们成了村里派出的第一批给香港老板做工的打工仔。

　　采访：

　　叶秀珍：他们讲白话，我们讲客家话。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听过白话，认为人家是技术员，人家是老板，我们就是农民，见面都不敢跟人家聊天。

　　解说：叶秀珍们并不知道，作为“三来一补”的始作俑者，宝安县的领导同志正遭遇到很大的压力：他们引进的三来一补企业被认为是落后的夕阳工业。

　　采访：

　　方苞：当时我们也想引进先进的设备，技术档次高的，但是人家不来。人家的设备投资都很大，人家不知道内地的政策还变不变。你现在说改革开放，谁知道你将来还变不变，什么时候变。弄不好再搞一个公私合营，弄不好再把我没收了，弄不好把我资本家再斗一番，

　　那我不是完了嘛？所以人家资金投资大的，设备要好的，人家在香港观望。

　　解说：叶秀珍们并不知道外面的争论，也感受不到争论带来的压力，他们正在为物质生活的改善而欢呼雀跃，很快，叶秀珍一个月的工资就拿到将近300元，这比他们全家人在农田劳作的一年收入都要多。

　　采访：

　　叶秀珍：那时候我们都不会用钱，赚到钱是很高兴的，给我爸爸妈妈买东西，添置东西。以前种田还要买箩，还要买打谷机，什么都要买的。

　　解说：当时，一台电风扇需要80元左右，叶秀珍在工厂工作了两个月，就给家里买了一台风扇。这是叶妈妈当年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采访：

　　叶秀珍：她(对别人)说，我家里买了一台风扇，这是我女儿给的钱，这样说。妈妈挺自豪的，都是这样说的。

　　解说：引来的工厂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也稳定了边境的人心，再也没有人为了赚钱偷渡香港了。

　　采访：

　　方苞：我们共产党建党目的为了什么？也是为了老百姓翻身，为了老百姓富裕。既然我们已经尝试了多种办法都不行了，这个办法又能够使老百姓很快富裕起来，使老百姓生活能提高，我们为什么不可试一下？

　　解说：农民生活的改善坚定了方苞们的选择，他们坚信，只要政策稳定，法律逐步完善，外商投资的回报率比在香港、台湾高，就会在境内扩大投资，推进技术、设备的升级换代。

　　采访：

　　方苞：只有第一个蚂蚁进来了，那个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进来，他尝到甜头，不断不断地进来，就形成了一个气氛，一个势头，人家都认为政策不会变。他的实践证明你的政策是稳定的，他就来了，后来果然是这样。

　　解说：1979年是中国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这一年的3月，深圳市建立。随后，邓小平提出在深圳建立一个新的开放区域，全力引进外来资本，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并且建议这个开放区域就叫特区。

　　从1980年到1985年的五年时间里，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改革开放之风自此一路北上，再不可挡，中国经济即将通过深圳经济特区逐步活跃起来。

　　记者：广东利用毗邻香港的优势迈出了招商引资的步伐时，有着100多年开埠历史的上海也向世界发出了邀请。当然，上海跨出的第一步只是打算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为国家创汇，但这足以让寻找新市场的。西方企业界感到欣喜。在接到闭关多年的中国开放的信息后，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来了；11月，德国大众也来了。

　　第三部分

　　解说：这张桑塔纳汽车广告牌一定会唤起很多人对于二十多年前的记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上一辆桑塔纳轿车是一件十分骄傲的事情，而桑塔纳轿车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外合资经营的历史。

　　1978 年，上海市向国务院提出引进一条轿车装配线，改造上海轿车厂，年产 15 万辆，大部分出口赚汇。

　　采访：

　　蒋涛(时任上海市机械局局长)：就是利用我们中国劳动力比较多，而且又比较便宜的这个优势，引进一部分生产装配线

　　解说：在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后，上海即向全世界知名的大汽车厂发出邀请。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汤姆斯 墨菲应邀来到中国访问。

　　采访：

　　蒋涛：他到北京以后，说像这样的项目最好是采用合资的办法。这样的话，大家共同经营、共担风险。这样的话，对中国来讲比较有利。

　　解说：墨菲也向与通用汽车公司谈判重型汽车项目技术引进的李岚清提到了合资办企业。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合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二十年后，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形：

　　采访：

　　李岚清(时任中国重汽筹备负责人)：合资当时就讲述一个英文的名字，Joint Venture。Joint Venture这个字，我当然也学过一点英语了，按照字面的翻译我不懂什么意思。Joint Venture就是共担风险，听他讲了以后感到很有意思，这个很新鲜，觉得也确实是一种合作的方式。但是另外一个反应，我说你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怎么能够搞合资啊！

　　解说：与资本家合资，这是一个有政治风险的问题！尽管这样，李岚清他们还是按照规定，向国务院引进办公室写了简报，并且很快收到了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