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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我的高考之路(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08日08:49  兰州晨报
父亲和我的高考之路(组图)
1980年永登水泥厂技工学校8011班毕业留念。

父亲和我的高考之路(组图)
2000年永登水泥厂技校80届全体同学联谊留影。

  1977年冬天,我的父亲魏永和参加了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次招生考试,从此生活发生改变。2002年,我参加高考,无法确知是否改变什么。30年间,高考制度在争议中变迁,在争议中发展,从未停止。而高考,在许多人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成为千百万人命运的转折点。

  命运瞬间

  对于父亲来说,1977年的冬天并不寒冷。

  那年11月,因为祖父身体不好,19岁的父亲从皋兰什川的家中赶到兰州买药。在物资紧缺的年代,药并不好买,父亲在兰州耽搁了三四天。而刚刚从公社得知恢复高考、开始报名消息的大伯在家中急得团团转,到处找人带信等父亲回来报名。

  父亲回来已是报名最后一天的傍晚,他急匆匆地到公社去报名,报名表上要贴两张一寸的黑白照片,来不及再去照相,他把初中、高中毕业证上的两张照片揭下来贴了上去。

  父亲1974年高中毕业后,作为一名“回乡青年”一直在家务农,挑过沙、种过地、开过推土机,未曾想过还会参加高考,离开这块土地过另一种不同的生活。

  改变父亲命运的是1977年8月6日,全国科学教育工作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的一个发言,他向在座的邓小平建议,应该尽快恢复高考,这一建议得到与会专家的纷纷赞同。邓小平随即拍板:“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于是停滞了多年的高考重新恢复。父亲记得,全乡报名的人不少,28个生产队报了200多人。他所不知道的是,当年,全国各地报考人数最终达到570万,他们都和父亲一样,在1977年的冬天开始重新拿起书本。

  父亲翻箱倒柜找出了以前的课本,懵懵懂懂中在家复习准备考试。由于多年未曾举行高考,从老师到学生,都不知道该怎样复习,更没有什么复习大纲可供参考,都是翻看以前的课本。父亲所在的什川中学组织了两周的辅导班,各科老师给学生们简单讲解了一些基本知识。

  复习了一个多月后,12月10日,公社的拖拉机送父亲和其他7名考生一起去皋兰县城参加高考。也许没有料到这场考试会对自己的人生带来多大的变化,他们并没有紧张或者忐忑的心情。当晚,父亲住在他大舅家。在皋兰一中当老师的舅爷给父亲找来了一叠政治复习资料,信纸上手写了七八页资料,父亲拿着背到了深夜。

  这年的考试基本沿用“文革”前的考试办法,文理分科。由于准备工作来不及,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历史、地理,理科加考物理、化学,加考科目在一张试卷上计100分,总分400分。

  父亲还记得当年的考题,语文作文的题目是论述“不到长城非好汉”,物理填空题中,有些填写物理单位名称的考题,各科大多都是考些基础知识。

  “龙门”内外

  考试之后的日子又恢复正常,父亲依然每天劳动。一个月后,公社通知他去皋兰体检。体检完开始填高考志愿表。由于祖父常年有病,父亲就报了一所中医学校。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同乡告诉父亲,公社里有他的一封信。父亲取来看时,是永登水泥厂技工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父亲搞不清楚怎么被录到了这所学校、自己究竟考了多少分。高考恢复初期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公布分数线和成绩的,考生们只是在等待通知。直到十多年后调工作,父亲偶然才从自己的档案中看到当时考了200多分。

  同村和父亲一起考试的也有两个人被录取,但大多数人落榜。当年报考人数570万,录取人数27.297万,录取比例21∶1。大家后来才知道,由于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只得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1978年7月,又有610万人进入考场,总计1180余万的报考人数创下了中国乃至世界考试史上的纪录。而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两级学生走进大学课堂,成为高考史上的特例。

  父亲是1978年的春天又走进课堂的,1980年7月毕业,在家等待了3个月后,被分配到了窑街水泥厂,同班的40多个人大部分被分到了这个厂。

  一场高考之后,父亲从“农民”变为“工人”,捧上了“铁饭碗”,羡煞不少人。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会因为能当一名工人而自豪,那时候,要出嫁的大姑娘,嫁人也要嫁工人老大哥。

  从父亲身上,许多同村人看到了改变命运的道路,开始认真学习,甚至复读很多年都要参加高考。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1983年的冬天,我出生了,18年后,我也和父亲一样,坐在高考考场上,不同的是,从我一出生,高考就像一个高高的坎,明确地立在那里等着我一步步跨越。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中,教育体制的改革也随之启动,高考引进了试卷新模式,以取代原来相对粗糙的出题方式。1985年,又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出现了“公费生”和“自费生”的区别。这样,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就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

  这一时期的高考,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毫不过分。当时,没有扩招,没有高收费的民办高校,录取率很低,千万考生的眼睛都盯在全国有限的大学资源和有限的录取名额上,考上后便成为“天之骄子”,享受着国家分配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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