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觉得大火之后的日子过得很快，14年就像一天。不是像外面生活的人那样快，她挥舞着残缺的手掌，强调着，太快是因为日子太单调。

　　住在乌鲁木齐的一家医院，杨柳在自学英语，看到了新概念第三册。她有些头疼，自学起来挺难的。有人说，学它有什么用呢。她说，不学习还能干什么呢。要用肩膀才能夹住书，很累，她就把书放在谱架上，隔得远点看。

　　她还梦想着进学校当一个旁听生。“我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只要让我上学”，只是没有学校肯敞开大门。

　　她说最难熬的日子就是现在。因为她发现，自己想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活着的可能越来越小了。在病房里耽误太久了，即使好了，也来不及了。

　　她几乎没有哭过。只有去年的那次手术，麻醉的劲儿还没完全过去，心里的委屈模模糊糊翻腾上来，她放声大哭。在去年的手术之前，每次上厕所需要三个小时，她都熬过来了。

　　她的母亲说，明年还会有一场手术，杨柳从不闹，就那么坚定地成长。

　　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对受伤者许诺承担终身治疗费。目前，很多比杨柳烧得轻的孩子，都被安排在了克拉玛依工作。

　　况丽：当年是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党委副书记，后来获刑4年。如今在保险公司工作

　　审判时喊冤但又想通了

　　听到12.8，她的脸僵了一下。

　　况丽，这个当时的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党委副书记，在发生火灾时，因未组织疏散学生，只顾自己逃生，对严重伤亡后果负有直接责任，被判刑4年。现在她是一家保险公司的总经理。

　　她说，自己永远忘不了，每年的12月8日，她都会给老师和孩子们烧纸。

　　她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在以前的报道里，她是一个狠心的女人，自己跑到洗手间，把门插住。外面几十个孩子求她开门，她不肯。最后，她活下来了，孩子们死在洗手间门口。

　　她说了另一个版本。当时火一起，她就跳到了台上，让老师带孩子赶紧走。之后，她跑到了洗手间，是想拉水管出来救火，结果没找到。等她要往外跑的时候，烟雾已经封住了，她后来是砸破玻璃被拉出来的。她说洗手间那里没有一个孩子，洗手间的门也是弹簧的，插不住。

　　在审判时，她喊过冤。但她说，后来自己想通了，人家都死了孩子了，自己的冤枉又能算什么呢。

　　对于“让领导先走”那句话，她说不是她喊的，也没有听到人喊。

　　从牢里出来，她依然生活在克拉玛依。很多时候会碰到孩子的家长，她会有意回避。

　　有的家长跟她主动打招呼，“他们相信我的为人”。

　　她现在保险公司做得很好，“很多人同情我，愿意帮我忙”。前一阵媒体上报道她入了党，当了保险公司的老总，在网上掀起了不小的震动。网友对她的责骂，很多她都看了。她说，“能重新入党，肯定是因为我表现好。”

　　她有时候也会做梦，梦到自己躺在火上。她说现在平静下来了，希望的是安稳的生活和家庭的温暖。

　　真相因为年代的久远，已经慢慢褪色了。

　　克拉玛依：从1994年至今，未发生过大型火灾

　　睡前习惯检查煤气开关

　　那场大火的痕迹，在现在的克拉玛依，找不到了。

　　当年的友谊馆只剩下了一个大门，后面建成了人民广场。在广场上，密布着路灯。很多人说，一盏灯是一个亡灵。广场上没有提到克拉玛依大火的文字。

　　政府的一个公务员说，克拉玛依人的生活还要继续，不能永远活在伤痛里。

　　大火里死去的300多人，都埋在城外的小西湖墓地里，占了大片的戈壁。多数墓碑上都有孩子的照片，年代久远，很多已经脱落了。

　　克拉玛依的很多市民提起那场大火，都是淡淡的口气，过去了，不想再提。但是选择婚礼日子的时候，克拉玛依人会有意避开那一天。

　　但是，这个城市忘不了那个教训。

　　在克拉玛依有一个习惯。每次开会，只要有十几个人，在开会之前，就会宣读一个通告，把安全门的位置和消防通道都介绍一遍。克拉玛依的所有消防栓上，都贴着责任人的名字。

　　如果有大型的群众活动，消防车会早早停在会场外面。

　　克拉玛依市消防支队指挥长娄承刚说，1997年11月，克拉玛依成立了武警消防支队，接管了克拉玛依城的防火监督。每年有多次检查，不论什么单位，一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曾经有一年，电视台的演播室不过关，克拉玛依市的春节晚会差点被取消。

　　克拉玛依人对火灾非常敏感。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去摸一下煤气开关，似乎成了克拉玛依人的习惯。

　　从1994年到现在，克拉玛依未发生过大型火灾，消防设施在全国都是数得着的。

　　克拉玛依应急办的主任侯少华说，现在的克拉玛依对于突发事件有着快速反应。24小时的应急值守制度，各个单位的预警制度，正在建设的网络应急平台，都使得克拉玛依能面对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在12.8那场大火里，消防队赶到了，发现门打不开。而现在，打开那扇卷帘门只需要10秒。

　　□本报记者 张寒 新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