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高

　　甚至连出言谨慎的杨泽江，也不回避对程维高发表意见，“话不投机，很少碰面。”

　　程维高给红军大街32号这个大院带来的变化，连高峻明也感觉得到，“一些领导回家后几乎不出自家院子，都是独门独户的，不碰面也不会有尴尬。”

　　其实,在赴任伊始,大家对于这位江苏籍的领导，有很多的期待与支持。

　　胡晓燕回忆说，她最初对程维高很有好感，“有一次，附近的电影院里放《焦裕禄》，省里好多领导都去了，影片结束后，门口专门为领导设置了一个书写感言的地方，其实那些感言都是工作人员准备好的，照着抄就行，但程维高没有听秘书的，自己想了四个字‘想着人民’，当时觉得这个省长真有水平。”

　　但在做了省委书记后，胡晓燕发现程维高开始“离人民越来越远”，“程下班回家时，几乎每个路口都有警察，红军大街路口和大院门口更有警察清道，这样的阵势以前在我们院从来没有过。”

　　另一个让这个大院的其他人感到惊讶的变化是，程维高专门给自己家的小院门口安排了一个武警站岗，并设置了流动岗。

　　这个特殊的岗哨让程维高与其他领导之间显得更加生分。

　　而程维高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显示着自己地位并保护自己的岗哨，最终也成了限制他自由的人。

　　“程维高出事前多天，我们就知道消息了。”曾在大院警卫排当司机的张晓宁透露说，“那时我们的总队长亲自在这个院子里坐镇，程维高家门口也加了岗，就是怕他跑了，来找他的车辆也一律要求登记。”

　　“程维高出事在所难免。”曾对程维高寄予厚望的郭志说，“有一次，他跟我说，什么时候没有腐败，你们那个时候没有腐败吗？我听了很生气，我们当时连饭都吃不上，怎么可能腐败？他还说，靠着工资谁够了啊？他这是从思想上就觉得‘腐败有理’，这样的领导能不出事吗？”

　　在大院里，程维高与邢崇智的矛盾早已公开化。

　　“邢崇智当时不赞成程维高当省委书记。”郭志说，“现在看来，这个意见是对的。”

　　但是，邢崇智的反对并没有阻止程维高的当选，反而给自己惹来了更多的麻烦。

　　“程维高当书记那几年，没有人敢到我们家里来，因为来的人都会被登记，而且事后还会有人找他们谈话。”邢崇智的夫人郭元英对《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而且那时候老干部开会，从来不通知老邢。”

　　胡晓燕说，邢崇智离休后，几乎在院子里没有碰到过他。

　　“退休后，我知道老邢心里苦，可他什么也不说，都自己憋着，真是可怜。”郭元英感叹。

　　2000年3月3日，年仅73岁的邢崇智因患淋巴癌去世，成为这个大院里去世的领导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大院里的人们传言，2000年3月1日，程维高原来的秘书李真被捕后，住在医院里的邢崇智得到消息，连说三声“好”，两天后便因高兴过度溘然长辞。郭元英承认了有关“好”字的说法，但她认为，邢崇智那时候被病痛折磨，根本顾不得高兴。

　　可以证实的是，邢崇智的追悼会上，程维高并没有出现。

　　2003年1月，河北省召开十届人代会，作为即将卸任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主持召开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会议。之后的一个晚上，程家找了三辆邮政用车，静悄悄地把家搬回了常州老家。

　　2008年10月，本刊记者在江苏常州见到了程维高，提到红军大街32号这个大院里曾经发生的故事，这位老人有反思，亦有忏悔。

　　大院子女

　　至今让全凤书引以为豪的是，她的子女从未给老伴兰凯民丢脸。她所说的丢脸，更多指的是在外人面前摆谱。

　　全凤书说，她的二女儿当兵复员后，被分到任丘油田下面的一个小企业的职工食堂当炊事员，而当时兰凯民已经是河北省副省长。有一天，老两口去任丘看孩子，当地的领导听说后，问孩子在做什么，他马上派人去接，“当听说我的孩子是一个小企业的炊事员后，眼睛都直了。”

　　“我的二女儿直至退休，还只是一个炊事员，工作时年年都是先进。”全凤书说，“三个孩子的工作，老兰没有管一个。”

　　“父亲从来不管家里的事，我们有时候去找他，他就瞪眼睛。”全凤书的大女儿兰英说，“但我们从来不抱怨父亲。”

　　原省委书记邢崇智的夫人郭元英也感慨，她的子女也没有沾上老邢的光，“大儿子刚开始在一家私企工作，想通过关系调到国企，找老邢，结果他说，‘在哪儿工作都一样，别管大地方小地方，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胡晓燕的女儿王潇已是这个大院里的第三代，这位80后的女生，并没有觉得姥爷身份的特殊给自己带来什么优越感，“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是，小时候姥爷在世时，我每年放暑假都可以和他到北戴河度假；除此之外，就是父母对我要求更加严格。”

　　上小学时的一件事王潇至今没有忘记，“那时候同学们谈到自己家的房子时，我总是很自卑，因为妈妈经常给我说，我们住的房子虽然非常大，有400多平方米，但那是姥爷的，我们自己没有房子。”

　　“我就是害怕孩子会有优越感，这样就没了上进心。”胡晓燕说，“我的父亲当时对我们要求就是非常严格的，现在看来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也要像父亲一样，严格要求我的孩子。”

　　胡晓燕说，她的女儿王潇大学毕业后，她曾准备通过关系在北京给找一份好工作，但女儿怎么都不同意，“最后女儿说，如果姥爷在的话，肯定不会同意这么做的，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说好。”

　　甚至连胡开明家的保姆李云霞，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我在大院里待了六年多，最后到一家企业去工作，有时候碰到该送礼的事，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老公有时候给我讲官场上一些事，我跟听天书一样。”

　　王潇和其他80后孩子不同的是，熟谙很多革命歌曲，“小时候家里每年过年聚会，唱的全是革命歌曲。”

　　2003年，胡开明的老伴李克林去世，遗体告别仪式上，没有奏哀乐，取而代之的是几个孩子前一天晚上合唱并录制的歌曲《五月的鲜花》、《在太行山上》，他们用这些经典的革命歌曲送走了自己的母亲。

　　若干年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仍然对这一特殊的仪式记忆犹新。

　　日益萧条

　　在红军大街32号大院里，从西边数第四个小院，如今已是荒草丛生。紧闭的防盗门上，贴着关于换天然气的特别通知，发黄的纸显示出这里已经许久没有人住了。

　　这是程维高曾经住的地方。在他家的防空洞里，本刊记者发现大量被遗弃的物品，有鸟笼，也有空空的礼品盒，似乎可以看出主人曾经的奢华以及临走时的匆忙。

　　这个在中国政坛引起巨大震动的高官，曾经给这个大院带来了异常的喧嚣和紧张，而他的离去，也让阒寂陡然而来。

　　郭元英的家，也很难让人把这里和曾经的河北“第一夫人”联系在一起。进门，扑面而来的是一股猫狗身上特有的骚臭味。楼道里养着一些盆栽的花草，已经死了很多。因为身体多病，又没有请保姆，郭元英每天中午吃饭只能将就，晚饭要等孩子下班回来后再做。

　　这个院子里曾居住过20多位省委常委，如今仍然健在的已寥寥无几。

　　王潇大学毕业后，离开了石家庄，和其他第三代一样，她也不愿意生活在这个过于安静的地方，“小时候来院子里的车很多，现在即使是过年，也没有几辆车，如果哪一天院子里停的车多了，肯定是哪一位爷爷或者奶奶不在了。”

　　这个曾经位于石家庄荒郊的大院，在因城市的发展已经处于繁华地段的时候，却日益显示出萧条和落寞。

　　大院里的健身器械上锈迹斑斑，落满了厚厚的尘土，有些木制器件甚至已经腐烂。

　　“我刚来的时候觉得这个院子真好，现在再看，跟我们老家也差不了多少。”曾在这个大院里做保姆的李云霞说。

　　惟一没有变化的，是每到中午饭时，院子里警卫排的食堂门口，会响起20多名战士合唱《打靶归来》的歌声。

　　杨泽江虽然不喜欢北方的这个城市，但他仍然不愿意随同孩子到南方去安度晚年，“只有待在这里，才能享受到省级干部的待遇，没有了这些待遇，我会不习惯。”

　　杨家客厅一角的小茶几上，放着一部红色的机要电话。虽然这部电话已经很少再响起，但还是被它的主人擦得一尘不染。

　　郭志说，前两年，有人准备撤掉这个大院站岗的武警，换成保安，“我就打电话过去，不同意让撤掉。”杨泽江证实的确有这件事情存在，他说，还有人想在这个大院里建高层住宅楼，“我就告诉他们，我活着的时候你们谁都别想动，等我死了再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