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1948年8月，哲学家贺麟发表《自由主义与学术》一文，提出“自由主义往哪里去”的问题。他说：“对于自由 主义，我个人近来因濡染较深，似乎比较有了好感。我仿佛觉得自由主义足以代表一般书生学者对于政治的共同信念。如注重 理性和自由批评，注重个性发展，民主政治，注重缓进改革或不流血的革命等，就是学者们对政治的共同态度。有了一二十年 教书经历的人，即使他原来是再激烈没有的极端分子，也会变成自由主义者而不自觉。”

　　其实，贺麟(1902～1992)早年对自由主义并无好感，在“曾亲承教言”的梁启超身上，他看到了自由主义 者的悲哀，为什么？因为主张缓进改革，所以最容易和旧势力妥协。他进一步指出自由主义的三个缺点：自由主义注重批评和 怀疑，主张打破偶像崇拜，让个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反对铁的纪律和严格训练，使单纯、热情的青年很难接受；自由主义重理 性、反权威，不适合知识程度很低的民众，“不能成为强有力的有组织的民众运动”，因为“自由主义无宗教或礼教感人于无 形的权威，无法律制裁人，无武力统治人的权威”。自由主义还是离心的，多元的，容忍歧见的，比较合用于和平时期。“而 当国家在危急存亡之秋，则需要向心的一元的中心思想以定趋向，一人心而收团结人民，统一国家的效果。”

　　贺麟对蒋介石、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支持都与抗战这个大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认为三民主义注重自由、民主 、和平，最富有自由主义色彩，与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并不是什么“不谈主义的主义”。

　　贺麟的专业本来是纯粹哲学，早年在清华学校曾师从梁启超，1926年到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 后，再去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在怀特海、哈特曼等著名哲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研究。从1931年回国起，长期在北京大学、西 南联合大学执教，从事哲学教育和研究，在组织和领导西方哲学名著的翻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为一名重要一时的哲学家。 蒋介石对他优礼有加，多次召见，曾邀请他到中央政治学校讲课，蒋的侍从室在抗日战争期间直接支持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 名著编译委员会”，对此，他充满感激之情：“自从民国三十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洋哲学， 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

　　当然，贺麟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感，并没有使他因此放弃对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学术尊严的追求。1946年，他写 下《学术与政治》一文(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化与人生》)，一再阐明“学术有学术的独立自由”观点。他开宗明义指 出“最易而且最常侵犯学术独立自主的最大力量，当推政治。政治力量一侵犯了学术的独立自主，则政治便陷于专制，反民主 。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不单是保持学术的净洁，同时在政治上也就保持了民主。政府之尊重学术，亦不啻尊重民主。” “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

　　在贺麟看来，争取学术的独立和尊严，就是争取人格的自由独立与尊严，学术不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也不能 为经济所左右。“因为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现。它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它是独立的，不是依赖的。 它的自由独立，是许多有精神修养、忠贞不二的学术界的先进，竭力奋斗争取得来的基业。学术失掉了独立自由就等于学术丧 失了它的本质和它伟大的神圣使命。”

　　他甚至说，为了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生命，亦所不惜。”这番话几乎称得上是一篇学术自 由的宣言，在相当程度上也代表了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