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切中工作重点

　　12月1日，原司法部法宣司司长刘一杰回忆，1991年开始“二五普法”，1994年，司法部党组经慎重研究，向书记处正式提出为中央领导同志举办法制讲座。

　　“说起来容易，但正式提出是需要勇气的。”刘一杰说。

　　中央很快同意了，然后就是司法部和中办具体组织。

　　当时是关贸总协定谈判正激烈的时候，司法部提出第一讲讲授与此相关的内容。最后，江泽民亲自圈定《国际商贸法律制度与关贸总协定》的选题。

　　后来的讲课都是针对下一年中央的工作重点中涉及法律的内容确定的选题。

　　据刘一杰介绍，选题确定后，由法宣司负责寻找讲课人。基本原则是从学者中选，虽然也有学者型官员，但官员在讲课时难免有顾虑。另外要选择年轻、思维敏捷的学者，因为讲课时不能念稿，稿子只能作为参考发到领导人手中。

　　司法部当时还主管很多法学院校，对各学科的带头人基本都了解。当时确定了两个课题组，一个由华东政法学院的曹建明负责，一个由对外经贸大学的沈四宝负责。

　　“这样的讲课面对的是政治家，不是学生。”刘一杰说，难的是既要讲出学术思想，又要能让政治家听进去，抓住领导的心态，对宏观决策起到作用，让他们听了第一次还能听第二次。

　　正式讲课前先试讲，“试听”的人都会提出意见，指出领导的着眼点会在哪里，还会提些技术性问题，比如语气、语调等。

　　刘一杰记得，第一次法制课事先就进行了两次试讲，中办、中宣部、社科院法学所、政策研究室、司法部所有党组成员都参加了。

　　综合多种因素，最终决定由曹建明讲课，而定稿集中了两个课题组的精华。

　　协调领导时间是难题

　　正式讲课前，讲稿用大字版打印出，供领导参阅。

　　1994年12月9日上午，刘一杰一早就到了中南海怀仁堂。他的主要任务是统筹新闻单位，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媒体都到现场进行采访报道。

　　江泽民主持讲座，他首先阐述了领导干部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的重要性。

　　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曹建明讲了4个方面的问题。“非常轻松，一点不沉闷。”刘一杰说。

　　曹建明讲完后，领导人进行了讨论，还提了一些问题让他回答。

　　“领导人对讲课的效果很满意”。中央领导对曹建明的讲课报以热烈的掌声。江泽民还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说：“谢谢你，谢谢老师！”

　　从此，在中央举办法制讲座开始形成制度。1995年1月20日，中央又举办了第二次法制讲座。而每年年底司法部会准备第二年的选题。

　　1994年到2002年，中央领导共组织了12次集体学法，每年一两次。

　　刘一杰说，比较难办的是时间问题，每个常委在分管领域都有很多会，还要出国访问，很难凑到有一天所有的常委都会有空闲。有一次，快到讲课的时候，只有两个常委在北京，总书记只好决定推迟讲座。

　　随着讲座次数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走进了中南海。

　　刘一杰说，很多法学单位都希望自己的老师能到中南海讲课。不过，实际上并不是每个老师都适合讲，学术造诣高但讲课不生动是不行的，而且还要有合适的选题。

　　刘一杰介绍，给中央领导讲课的学者走出中南海后，会被很多省长、省委书记邀请去当地讲课，接下去各个市也会这样做，司法部也会组织出去讲课。讲课最多的学者，达到七八十讲。

　　刘一杰认为，这也体现出中央领导学法的示范效应，带动了各级干部学法，帮助各级干部科学决策。

　　而这些讲课的学者中也逐渐产生了专家型官员，例如曹建明(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万钢(现任科技部部长)。

　　集体学习制度化

　　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集体学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集体学习制度，而学习的内容不再局限于法学范畴，涉及经济、文化、卫生、三农等至少15个领域。到十七大前，共进行了44次集体学习。

　　第一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是2002年12月26日，这一天也是毛泽东的诞辰日。

　　学习内容是《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曾参与制订54宪法和82宪法的宪法学泰斗许崇德是主讲人之一。

　　胡锦涛走进怀仁堂后，首先与许崇德握手，还讲起许崇德为宪法作出的贡献。许崇德记得，讲课原定下午两点开始，但9个常委和其他100多名听课者1点50就到齐了，于是胡锦涛说“到齐了就提前讲，争取让教授们多讲一点。”

　　许崇德觉得领导人听课都很认真，也都记笔记。

　　许崇德主讲了讲座的第一、二部分，武汉大学的周叶中教授讲了三、四部分。

　　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确立后，每次讲课都安排两个人主讲。讲课内容与当时的重点、热点问题有关，如2003年4月的主题是《当代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的科技发展，以及运用科学技术加强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2006年又围绕医改进行了一次学习。

　　89岁的邹瑜认为，“时代在前进，领导同志加强学习及时掌握新知识，会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建设国家的任务。”

　　□本报记者钱昊平实习生朱柳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