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浩然，印度驻广州总领馆总领事。他能说、能看中文，而且来到广州之后，天天要看《广州日报》。

　　在印度外交界，能像他一样熟知中国的外交官，你可能很难找出第二个。按照班浩然自己的话说，他职业生涯的一半时间是在与中国打交道。

　　这位最初在香港任二等秘书的外交官，从1985年开始就与中国结缘。不过那时，尽管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略有耳闻，但直到1988年在广州第一次踏上中国内地的土地之前，他对改革开放知之甚少。然而从此之后，他的职业生涯就与中国联系在了一起。1991年回国后，他又于1998年再次到北京任职，而且一待就是三年。

　　2007年，他又从美国华盛顿来到中国。这一次，他半开玩笑似的对印度外交部的官员说：你要么让我去北京做驻华大使，要么就让我去中国南方的广州做总领事。“听说又要被派往中国，我很高兴，我跟北京很熟，在印度外交部，像我这样有中国经验的就一两个。”

　　20多年来，他与中国发生了不少浪漫的故事，比如他生平第一次在北京看到了雪。他自认为是“中国通”，但是这位中国通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我1988年坐火车经过深圳，当时我完全没在意有深圳这样一个地方，我没想到一个小渔村会在短短的20多年里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文、图/本报记者廖杰华、窦丰昌

　　关于中国

　　在中国见到人生第一场雪

　　广州日报：您第一次到中国是什么时候？

　　班浩然：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8年2月，当时是乘火车从香港去北京。在此之前，我已经在香港领事馆里工作了三年，职位是二等秘书。后来外交部调我去北京工作。我记得，当时先是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然后再从广州坐火车去北京。1988年的火车是非常慢的，我在火车上待了两天两夜才到北京。

　　广州日报：这么说来，您到中国的第一站是广州，您当时的印象如何？

　　班浩然：由于要转火车去北京，我当时在广州只停留了几个小时，但我还是选择打的到处看看，当时我参观了中山纪念堂和其他几个地方。我感觉当时的广州火车站已经很漂亮了，当然，当时的广州没有现在繁华，不管是车的数量还是道路等基础设施都没有现在漂亮。

　　广州日报：您当时坐火车一路北上，路过了中国不少地方，您当时对中国的总体感觉是什么？

　　班浩然：老实说，我当时在火车上坐了36个小时，一路上只有我一个人，火车经停了武汉和长沙，由于一直在车上，我对沿途的印象不是很深刻。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现在这样发达。但有一点比较有意思也让我印象深刻，在火车上，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雪，而且当时已经懂了一些中文，我跟一些中国人聊天，整个旅程比较愉快。

　　关于改革开放

　　1992年后改革开放决心更清晰

　　广州日报：1985年您在香港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您了解多少？

　　班浩然：确实，在香港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但当时更多的是从新闻里得到相关的消息，在香港的3年当中，我甚至没能去深圳，这非常遗憾，但我还是非常想了解中国内地的情况。

　　广州日报：说到深圳，您怎样评价这个城市？

　　班浩然：说到这点比较有意思，当时我去北京的时候坐火车经过深圳，但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有深圳这样一个地方，更没想到一个小渔村会在短短的20多年里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

　　广州日报：到目前为止，您先后三次长时间地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您感觉中国有无变化？

　　班浩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这点毋庸置疑。改革开放的前几年，中国没有大型机场，也没有像现在发达而完善的高速公路网。我记得，当时从印度驻北京大使馆到机场只有一条双车道的小路，而现在大型高速公路早已直通机场。更重要的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当时在使馆上班的中国同事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而现在很多人都是开车，他们的装束由当时的中山装变成了现在的西装，尽管我个人觉得中山装比西装要好看一些。

　　另外，我感觉，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人改革开放的决心更加清晰。而且从那个时候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似乎比前一阶段大很多。

　　广州日报：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呢？

　　班浩然：这方面的变化同样显著。改革开放前，中国相对比较孤立，但这些年来，中国人与外界的联系逐步加强，到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不管是经济、文化还是其他方面，中国与世界各国都有着频繁的交往。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有活力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