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良知、责任——这是新闻从业人员必备的基本素养，也是国家和民众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要求。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是低标准，但现在似乎变成高要求、高标准了。于是，刘万永都成了新闻人物。

　　在社会转型期、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既要面对种种诱惑，又要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使得本应具有“道德、良知、责任”的记者，也有不少人身不由己了。刘万永作为调查性记者，面临职业风险，以及在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环境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敢于与权势集团斗争，辱骂和追袭动摇不了他的决心，其勇气与胆识，令人钦佩。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前管委会主任、社长、董事长，暨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范以锦

　　研究制度的理论里有一个重要的定理，就是一个社会道德能够稳定的条件，必须是有一批道德的坚定分子，不论别人如何道德败坏，他们坚守自己的原则。如果因为别人不道德，拿这作为自己效法的托词，社会的道德将一败涂地。比如因为有人不缴税，所以我也可以逃税。如果大家都这么想，就没有人肯缴税了。

　　幸亏我们的社会中，有很多道德的中坚分子，是他们在挽救我们这个道德败坏的社会。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茅于轼

　　这里表彰的人士也许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英雄，他们却是公民责任的坚定的承担者。

　　他们看到了这个社会里的邪恶，诚实的内心让他们无法沉默，于是就坦率地进行揭露。

　　古人云：共和政体的基础是美德。我理解，这种美德中最重要的便是诚实、勇敢而坚定地追求自由。在一个迈向法治的社会中，揭露那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并运用法律武器进行斗争，正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义务。

　　著名法学家 贺卫方

　　“一个好的临床医生，要对临床情况的特殊性产生警觉，意识到其中的不同寻常之处，并且有报告意识⋯⋯”刘晓琳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 本刊记者/严冬雪

　　她穿着一件皮草小外套，鬓角别着一只镶水钻的银色发卡，披肩的小卷发精心打理过，散发出幽香——这与半年前那位患者口中的“刘奶奶”判若两人。

　　刘晓琳，阜阳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质控办主任，四年前“大头娃娃”毒奶粉事件的揭发者，今年EV71手足口病首位上报者，乳腺癌患者。

　　“我给阜阳添了乱！”

　　面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位现在被称为“阜阳钟南山”的儿科医生的思绪再次回到了那个不寻常的2003年。

　　这一年的夏季，刘晓琳所在的阜阳市人民医院儿科陆续收治了一批营养不良的儿童。他们都长着一颗颗硕大的头颅，并有别于以往的病例，化验结果显示：他们都有明显的低蛋白血症。

　　蹊跷！现在的生活水平这么高，怎么会有这么多营养不良的患儿呢？逐例询问后，刘晓琳发现这些孩子都是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人工喂养奶粉，所用奶粉价格都只有正常奶粉价的一半。与此同时，孩子每月吃的奶粉量也是足够的。

　　“这意味着，奶粉质量可能有问题。”刘晓琳对家长们道出自己的猜测，并开始动员他们去化验奶粉成分。鉴定结果让刘晓琳大吃一惊：蛋白质含量只有2%，只有国家规定的1/8，还不如米粉的营养价值！这在翌年引发震惊全国的“大头娃娃”毒奶粉事件，人们纷纷把矛头对准黑心厂家和工商、质监部门。

　　拿到奶粉化验结果，刘晓琳与科里同事一起讨论，气愤之极。他们一边将情况告知市防疫站，公布了57种不合格“黑奶粉”名单，一边联系阜阳电视台做了一期节目。节目播出后，立竿见影，再也没有“大头娃娃”送过来。

　　然而刘晓琳没想到，到了年底，“大头娃娃”又出现了！娃娃们全身严重浮肿，小脑袋里的积水仿佛要从皮肤向外渗，好几个孩子医治无效，不幸身亡。

　　从2003年12月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省市的劣质奶粉被曝光，“大头娃娃”事件席卷了2004年的中国，并且，由于第一例曝光发生在阜阳，人们开始直接将二者连在一起，直呼“阜阳大头娃娃”。

　　“劣质奶粉多产于浙江苍南，不是阜阳产的。阜阳的孩子是劣质奶粉的受害者，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却受到了最严厉的攻击，一时成为闻名全国的典型！”今年，刘晓琳在她的母校——蚌埠医学院五十周年校庆作报告，刘晓琳回忆起当时的感受，难掩激动。“说实话，揭开了这个潘多拉的匣子，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作为阜阳的一员我深感委屈，甚至自责给阜阳添了乱。”劳累加上压力，“大头娃娃”事件后，她体重掉了10斤。

　　事态愈发严重，刘晓琳一边忙于救治“大头娃娃”，一边还要配合纪检部门的调查，以此决定事件如何处理。最后，“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令阜阳市上至市长、下至质监分局局长等多个部门的近20名官员受到记过、撤职的处分。

　　拿一份薪水干两份工作的癌症患者

　　刘晓琳现在回忆起当初的选择仍不平静，十几位当地官员的处分给了刘晓琳莫大的压力。刘晓琳提出了换个工作环境的想法，院领导们一合计，2005年1月，刘晓琳调任质控办主任。

　　将刘晓琳调离儿科，是有多方考虑的。除了刘晓琳自身的要求，与刘晓琳同校同届毕业的院长高学中和其他几位院领导担心更多的是刘晓琳的身体。1998年底，刘晓琳查出罹患乳腺癌，并于次年3月31日做了手术，三期化疗后，她在床上躺了五个月，9月1日就又跑去上班了。自那之后，便一直跟以前没两样似的，白天黑夜地连班倒。

　　这次调任，高学中以为，刘晓琳终于可以休息会儿了。但刘晓琳自己却很快就反悔了。办公室的工作相对清闲，看到“闲”字就会浑身不自在的刘晓琳又提出了申请，希望能在忙完质控办的工作之余，回到儿科病房去帮忙。一来儿科收入相对低，导致人手少，但急诊、危重病人又特别多，她去能帮忙；二来，她在儿科干了20多年，真要丢下专业去坐办公室，她舍不得，也做不到。

　　接到这个申请，高学中无可奈何。身为同学，高学中很清楚刘晓琳的秉性，没有人能拗得过闲不住的她，于是，院里同意了刘晓琳的申请，允许她同时去儿科帮忙，兼任第一儿科主任。“上了她的当啊！原本想让她休息休息，结果工作量反倒成了以往的两倍。”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耀文说。

　　这位“出尔反尔”的儿科主任，拿着质控办的一份薪水，干上了两份工作，一干又是三年。

　　手足口病揭开：五个月的夜班

　　2008年3月28日，对刘晓琳来说似曾相识的一幕又发生了。

　　下午五点半，作为全院唯一一位坚持要求值夜班的科室主任，年过五十的刘晓琳又开始了她的一次夜班。重症监护室里住着两个病情很重的孩子，症状一模一样：呼吸困难、紫绀、口吐粉红色泡沫样痰。

　　“这到底是什么病？为什么有肺炎症状，但在另外一些症状上又与肺炎相矛盾？”两例危重病人让她疑惑不解。但她没机会多想，孩子的病情在半小时内迅速恶化。一个多小时的抢救后，两个小生命相继离开人世。

　　事实上，此前阜阳地区、包括刘晓琳所在的人民医院，已经有过同类症状的病人；并且已经有过死亡案例。

　　刘晓琳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她已在这所医院的儿科工作了26年，在此之前，他们对幼儿的肺炎抢救成功率达98%以上。一天倒下两个，这绝不对劲！

　　刚从抢救室走出的刘晓琳，还没来得及解除脑中的震惊和迷惑，迎面就碰上了浩浩荡荡的60多号人，将儿科大厅围得水泄不通——这是死者家长请来的职业“医闹”。

　　随后是一整晚漫长的纠葛。送走情绪激动的家长，已近零点，刘晓琳终于得以坐下思考。“手足口病”从脑中闪念而过，她开始上网查询去年发生在山东临沂的手足口病情况。但是，临沂的那次，患儿有明显的疱疹，且大多死于脑炎。而阜阳目前的病例，都是死于肺炎，也没有疱疹症状。

　　继续上网，继续翻书……刘晓琳仍旧觉得：有可能是另一种肠道病毒引起的手足口病。29日凌晨，她给院领导打电话，说出自己的担忧，院领导马上指示：立即上报。

　　一夜无眠。离天亮还有好几小时，刘晓琳一边整理更详尽的资料，一边开始想上报的事情。“老实说，犹豫过。”刘晓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一次，除了类似“大头娃娃”事件的事后压力，作为一个资深儿科专家、搞了多年业务的医生，刘晓琳更担心自己摆个“大乌龙”——搞错了怎么办？万一自己的猜测是错误的呢？如果没错，会不会又给阜阳带来一场未知的风暴？

　　但无论如何，孩子死了。“还有什么风险和压力能与孩子的生命相提并论呢？”短暂犹豫后，她决定上报。忙到清晨6点的刘晓琳，马上拨通了市疾控中心主任的电话。早上，疾控中心专家赶来，刘晓琳又和他们一起采集标本，开始准备逐级上报。

　　卫生厅、卫生部的专家先后到了，病情确诊：由肠道病毒EV71引起的手足口病，传染病。疫情发布后，全国各地相继开始报告病例。许多原先被误诊的孩子，又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

　　自己的判断没有错。对于刘晓琳来说，这意味着16小时工作制的日子开始了。4月21日，刘晓琳被抽调到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传染病医院)担任感染儿科主任，开始了在市人民医院、二院两头来回跑的日子。没有假日，没有夜班白班之分，连轴转。

　　4月26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对刘晓琳评价道：“一个好的临床医生，要对临床情况的特殊性产生警觉，意识到其中的不同寻常之处，并且有报告意识。刘主任对这次疫情的控制是有特殊贡献的！”

　　就在3月28日接夜班之前，刚搬到医院宿舍楼的刘晓琳正准备装修新家，她自己画了幅设计图交给了工人，就上班去了。谁知那天的夜班，一接就是五个月。再次回家时，新家都装修好了。

　　不照本宣科的刘晓琳

　　“作为儿科医生，10分满分的话，最起码打8分吧。”刘晓琳说。刘晓琳生长在市人民医院里，母亲也是医院护士。小时候，刘晓琳常躲在门诊大楼的门口角落里，偷偷看医生们忙来忙去。

　　1977年，刘晓琳赶上了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机会。在那年的高考志愿书上，她第一次郑重表达了自己对医学的向往——三个志愿全部选择了医学院。成绩出来后，刘晓琳以高出录取线60分的分数，被第一志愿蚌埠医学院医疗专业录取。1982年8月，毕业的刘晓琳被分配到阜阳市人民医院，开始了一生的职业生涯。

　　第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发生在上班第二年。一个新生儿罹患化脓性脑炎，生命垂危，刘晓琳作为他的管床医生，努力坚持治疗了二十多天，娃娃的病情一步步的好转。

　　眼看就可以出院了，不幸却在这时发生。那天夜里，刘晓琳不当班，第二天早晨，她一到病房，就发现娃娃不对劲，脑出血！不要说在医疗条件极有限的1983年，即使是现在，新生儿脑出血仍是棘手的难题，患儿极易死亡，或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娃娃的家长得知情况后，愿意放弃治疗，娃娃很快停止了呼吸。

　　看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救回来的孩子说没就没了，刘晓琳心如刀绞。到底错在哪里？她不断查阅各种文献，找寻答案，终于在后来发现：在治疗过程中使用的广谱抗生素会引起新生儿体内维生素K的缺乏，而娃娃当时采用的是母乳喂养——正好里面也缺乏维生素K，最终导致了悲剧。而这些，在当时的教科书上并未提到。

　　这样的病例让她感受到，书本上的知识和实际表现可能有很大差距，她开始订阅《中华儿科》《临床儿科》等多种杂志，读更多的文献，接触更多的病例。20多年后，在刘晓琳家的书房里，属于她一人的书柜占满了一面墙大小，里面摆满了书籍。书柜最上一层，整齐地码放着历年来的儿科杂志，它们被主人按照年份用线精心装订好，静静躺在那里。

　　现在的刘晓琳最大困扰是找她看病的患儿越来越多。每次一进病房，都会马上被病人家属围住。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生，不是神。”刘晓琳说，病人们对她的追捧令她感到危险：病人增加那么多，万一我脑袋一糊涂，治错了可怎么办？可刘晓琳又忍不住不去病房。无奈，她只能偷偷摸摸去没有家长的新生儿无陪病房，摸摸娃娃们，安心给他们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