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学会成立始末

　　-口述人：邓明昱-身份：性学学者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性学”领域刚刚解冻，我当时正在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便把视线投入到了这方面。1986年，我先后发表了国内性心理学的首篇论文和性健康教育的首篇论文。

　　这一年的11月，我参加了首届青少年心理卫生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和西安科技大学的王友平等人便提出，专门建立一个性学的学术性组织——“中国性健康研究会”。这个倡议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支持。

　　1986年我26岁，王友平也只有20多岁，为了方便工作，我们都觉得要找一位老先生作为研究会的领头人。在当时谈性色变的社会里，性学的研究会太敏感了，我们找了很多老师、领导，最后还是北京医科大学教授王效道站了出来，出面牵头担任了“中国性健康研究会”的筹备组组长，我则担任总干事。一批对性学志同道合的学者，如潘绥铭、马晓年等也是筹备组成员。

　　我们筹备组决定趁热打铁，在第二年就召开首届全国性心理健康学术会议。但要开会，先要有会场。这在北京根本不可能，因为没有单位敢提供场地给一群人专门讨论“性”的问题。无奈之下，我通过家庭的关系，好说歹说敲定了重庆空军招待所作为这次会议的会址。

　　1987年10月的重庆已经有了寒意，但我们筹备组却忙得满头大汗。10月5日，眼看着会议就要召开，重庆市委宣传部一位领导却突然找到我们说：“你们这个会被取消了，不要开了，通知要参加会的人也别来了。”

　　我们都觉得这次性学学术会议要“泡汤”了，但没想到接下来的三天内，还是有40多名代表陆陆续续抵达重庆。除了一部分由于已经上路而没有收到电报的代表外，还有一部分代表是收到了电报后仍然坚持来的。有的代表说自己就是好奇，要来看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987年10月9日，在没有会议横幅、没有主席台、基本与外部隔绝的状态下，我们在重庆空军招待所一间小会议室召开了中国第一次性学的学术会议——“首届全国性心理健康学术会议”。

　　会议第一天由王效道教授主持，就在开会的当天晚上，保卫部门突然找来，对我们进行突击审查。所有的代表都被要求出示身份证明、工作证明。审查我们身份后，一名审查人员很好奇地说，你们都是些做学问的文人，为什么要聚众搞这种事情呢？

　　后来，通过王效道教授与有关领导沟通，为期三天的会议得以继续进行。

　　1988年11月，我们又在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性学学术会议。全国100多名性学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国性心理健康研究会筹备组看上去名头很大，但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的经费来源，普通的开支都由自己掏钱垫付，而到了办大会的时候更是连租场地的钱都拿不出来。无奈之下，我们便商量让潘绥铭去找《家庭医生》杂志社拉赞助。

　　潘绥铭教授当时还是讲师，是圈内出了名的“书呆子”。《家庭医生》主编问他需要多少赞助费时，老潘鼓足了底气说，怎么也要一千块钱才够吧。那个主编一笑，说没问题。

　　由于这次会议代表和论文都超出了性心理健康教育，我们决定将中国性心理健康研究会筹备组更名为中国性学会筹委会，并选举王效道教授任筹委会主任，我被选举为秘书长。

　　1989年，中国性学会筹委会在九江军区招待所召开了第三届全国性学学术会议，这时候参加会议的代表已经有150多人了。

　　根据当时的规定，全国一级的学会组织需要会员500人以上，中国性学会要建会，在组织规模上还差很远。我们1990年在准备第四次全国性学学术会议时，便决定将会议的规模做起来。为了让各高校、省市一级的医院和研究机构都知道，王效道、胡廷溢还有我等人，往全国各地寄了一万多封信。结果第四次性学全国会议来了500多名代表。

　　在我们的努力下，1994年5月，中国性学会终于在北京成立。

　　邓明昱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