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中国社会曾出现两次有关性的社会大讨论：一次发生在1979年6月，导火线是一张电影的接吻剧照；另一次发生在2008年4月，导火线是一堂婚前守贞课。

　　性，这个伴随着五千年人类史的字眼，在30年前的中国好像洪水猛兽一样。然而在30年后的今天，性走入了高堂雅室、走进了学校课堂。

　　接吻剧照

　　1979年6月18日上午，一封言辞激烈的读者来信摆在了时任《大众电影》主编林杉的桌头。

　　“我看了你们编辑出版的一九七九年第五期的封底影照，非常愤慨！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

　　这封署名向问英的读者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让他如此愤慨，以至于连用了三个问号的质问缘自《大众电影》复刊后第5期的封底——一张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男女主人公接吻的剧照。

　　时任《大众电影》副主编的唐家仁回忆，这是改革开放后公开发行的刊物首次刊登接吻照片。选择这个封底时，编辑部下了很大决心，但还是没有想到这么快便有读者发来了措辞如此强烈的来信。林杉与唐家仁拿着这封信，到影协书记处请示后，决定将这封信全文发表在下一期的杂志中，并请读者就“接吻剧照”进行讨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11200余封关于“接吻剧照”的讨论信像雪花一样飞入了《大众电影》的编辑部，其中反对的声音有三分之一多。这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关于“接吻”的全国性公开讨论，后来成为当代性学家研究“性解禁”后的第一个事例而不断引用。

　　著名的性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将1978年之前的中国归为“无性社会”，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一场“性革命”迅速结束了“无性社会”。“当时的中国社会，任何一个领域出现跟性相关的话题，都会吸引起全社会的目光，接吻的电影剧照引起的讨论不过是开篇而已。”潘绥铭说。

　　裸体艺术

　　同一年的冬季，一幅大型的女性裸体壁画又一次刺激了国人的神经。

　　1979年10月1日，新落成的首都机场开始投入使用，在此之后的两个月，有超过30万人次的北京市民前去参观。吸引大家的还有一幅名为《泼水节——生命的礼赞》的巨幅壁画。中央美院的画家袁运生在完成这幅壁画时，大胆地创作了三个裸体的长发女性形象。

　　袁运生向记者回忆这幅壁画创作时说，“我在要画沐浴场景时，人是不能穿着衣服的。为了通过审查，我在草稿上多画了条线，这样看上去就成了穿着衣服的。在壁画就要完成的时候，我偷偷把线去掉，完成了裸女。等发现了，也已经没办法了”。

　　得到有关领导肯定后，这幅壁画得以展示。好奇的北京市民口口相传，于是蜂拥而至一看究竟。可惜好景不长，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首都机场在三个月后为三个裸女的身前蒙上一层薄薄的纱衣，参观的人们可以透过纱衣看到裸女，也可以掀开纱衣一窥究竟。

　　潘绥铭回忆，那段时间公众对裸体的东西似乎充满了热情，关于女性裸体的绘画、电影、展览风靡一时。1988年在北京举办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将人们对“女性裸体”的热情推上顶峰。

　　1988年12月22日，“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览一共展出了中央美院28位画家的136幅作品，展出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女性裸体油画。

　　展览的总策划是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年轻教师葛鹏仁。他回忆，开展后每天在中国美术馆西侧售票窗口排队买票等待入场的长龙曲折蜿蜒，足有一公里长。展览最后一天，数千观众拿着新买的《油画人体艺术作品集》画册和明信片，簇拥着让画家签字留念。画家们为此忙了一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