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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中培训县委书记
本刊记者 钟岷源
11月10日,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名县委书记走进中央党校,接受了为期7天的集中培训,他们重点学习了“如何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妥善处置突发事件”等内容。在此同时,中央作出决定,接下来将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陆续举办6期为期7天的培训班,对全国剩余的1500多名县委书记进行集中培训。
先前以培训省部级、正厅级高官为主的中央党校,如此大规模地轮训来自基层的县委书记,体现出中央对县委书记这 个层面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也看出县委书记在当前社会发展和政治体系中重要性的提升。
自古就有“郡县治,则天下治”之说。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中,县级从来都是最为重要的行政单位之一。曾有学者这样 描述县级政权的作用:“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老百姓比较多地用“ 县太爷”这个带有传统色彩的称呼表达他们对县官的理解。
县级政权的完备性决定了县委书记地位和作用的敏感性,它是一把双刃剑。好的县委书记造福一方,不良县委书记“ 一把手”成了“一霸手”,为害一方。
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中央党校为第一期县委书记培训班作专题报告,把县委书 记定为“三种人”,即:县委书记是党在当地执政团队的带头人;县委书记是党在当地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县委书记是在当地 人民中党的形象的具体代表人。县委书记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执政党的形象在基层的直接化身。
而一些县委书记则这样描述自己:“整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像惊弓之鸟,生怕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群体上访等重 大事件事故发生,被追究责任。”我们究竟该如何审视县委书记这个群体?
“一竿直插基层”
事实上,国家级培训机构对县级官员的大范围轮训并非第一次,2007年1月,中央就完成了对全国5000多名 县官的培训计划。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次中央党校启动对县委书记集中培训的前半个月,新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 正式颁布,旧条例宣告废止,最引人关注的是,新《条例》特意将县委书记的轮训任务上移至中央党校。
有观察家表示,中央党校直接培训县委书记,将有助于中央层面的重大决议“一竿直插基层”,而学员在党校的考核 情况也将作为干部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之一。中央党校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这种国家培训机构专门针对县乡领导干 部的集中培训,将很快形成制度化和常态化。”
无论是国内外新形势的变化,还是“省直管县”的趋势,以及农村改革面临的新局面,均对县(市)委书记的能力提 出更高期待。而将县委书记这一群体纳入硬件、师资等资源相对丰富的中央党校轮训,亦会相对提高培训的效果。
“从中央党校本身来讲,此举扩大了其培训功能,它原来是一个任职培训,现在加上了一块,就是能力培训,所以县 委书记来接受培训,基本上不是一个任职培训,也就是说他们培训以后并非意味着马上要升官,而意味着他们在能力上有所提 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告诉记者。
另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原来的《暂行条例》规定干部提拔必须要有党校培训经历:“党校主体班次的学历,是任用 干部的一个必备条件”,“中青年党员干部在被提升或提名选举到上一级领导岗位前,应具有相应党校的培训班毕业学历”, 这个规定在新《条例》中被取消。该变化反映的现实是,党校已不再具有唯一性地位,行政学院、普通高校等机构的培训经历 亦被承认,干部培训的方式和途径正向多元化发展。
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化,新《条例》更具有现实针对性,要求党校突出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的关注,在基本任务、教育目 标及课程设置上,“把握时代特征”,注重培养学员的“世界眼光”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突发性事件的前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第一期的县委书记培训课程中,有一门听起来颇为新鲜的科目,叫“维持社会稳定及突发事件 处理”,主要是面授这些基层干部如何维护干群关系,以及增强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在开班仪式上,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特别要求县委书记们,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要深入群众, 工作上依靠群众,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切实提高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显然中央已经把提高基层干 部的工作素质和危机处理能力放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而在整个党政体系中,县委书记往往也是最直接接触群众,直面现实矛 盾的关键人物。
而今年来一些地方发生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其重要原因正是由于部分基层干部平常工作中积累诸多问题,事件发生时 又缺乏有效处理,最终导致矛盾激化、事态失控。譬如今年6月28日发生于贵州的著名的“瓮安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事件发生后数小时内,瓮安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均未到现场和群众对话,这成为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重要原因,而当政 府大楼被点燃后,相关领导仍然没有站出来,采取果断措施,而是在办公室里开会研究,层层请示等待,领导干部严重缺乏突 发危机意识和处理能力,直接造成了事件的恶化。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今年7月云南孟连,由于当地胶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引发胶农群体性袭警 事件,造成41名民警和19名群众受伤。当地政府在日常工作中长期漠视群众的利益诉求,也没有及时发现其中潜藏的隐患 ,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0月份的四川广元柑橘事件中,原本只是一场普通的病虫害,在短信流传后,当地政府却并没有 及时公布虫害真相,反而称虫害完全是谣传,导致谣言四起,政府遭遇信任危机。由于当地政府不当的处理方式,一条小小的 短信最终引发了全国性的柑橘之灾。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的群众意识淡漠,处理突发事件能力欠缺,而在社会高度多元化和日益发展的今 天,基层主要官员能否具备这些素质,能否运用智慧而有效地处理各种矛盾,已经成为基层工作成败的关键。今后这样的考验 只会越来越多。
问题的另一面是,现今的媒体环境发生了变化,在中央强调对重大突发事件不得瞒报,做到信息公开之后,主流媒体 更加关注热点事件。面对大环境的变化,县委书记能不能适应,会不会采用正确合理的方式,使问题不至扩大并得到有效控制 ,最终顺利化解,这些都是考验。县委书记都置身基层的“前沿”而没有任何缓冲地带,他们面对的挑战可想而知。正如中组 部部长李源潮所言,“县委书记要真正用心,真正用脑,真正用力,才能把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