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当时看到牺牲，包括伤亡这种情况，您当时心里的压力是什么？

　　刘纪原：的确是很可惜。火箭发射场和医院距离很远，路上要走两个多小时。我一个晚上跑了三趟。

　　记者：为什么呢？

　　刘纪原：有伤员，有重病号。感到这个人要不行了还得赶快过去，因为人家是为了现场做出来的牺牲。而且老实讲，我们那个总指挥，还有王永志都躺到床上了，等于那个时候，我算现场指挥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情况，大家慢慢把情绪稳定住，最关键的是上级来调查的时候。出了问题以后，当时就有两种说法了。一种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冒险。

　　记者：这是美国人的看法，还是我们自己内部的看法？

　　刘纪原：外国人报道，国内也有人。结论就是说，打成了是侥幸，打不成是必然。只有一条路，把它拉回去。

　　记者：拉哪儿去呢？

　　刘纪原：拉回去就等于不干了，(当时)争论非常激烈。

　　记者：我们有句俗话叫“开弓没有回头箭”。那为什么在火箭发射的这个问题上，却反复争执？

　　刘纪原：主要就是因为人的牺牲，可能影响很大。认为提那个(长2捆)太不成熟了。当然，最后又派了领导来座谈，一个一个审，有没有把握，审的最后结果，问我的意见，我说没有问题，打。因为大家辛辛苦苦搞了18个月，出了这么一个事情，就要撤回去，让人心里是很难接受的。

　　董倩串场10：

　　4天之后的7月16号，“长2捆”火箭终于成功地飞向太空，顺利完成了试验发射，我无法猜测航天人是怎样熬过这4天的，但我看到了当时的资料画面，他们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用这首歌来为自己加油打气，直到实现预定的目标。

　　但坎坷似乎注定伴随着中国航天人，1992年3月，当“长2捆”火箭正式发射澳星，所有的人都期待着为中国火箭欢呼的时候，航天人不得不再一次面对打击。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火箭发动机的紧急关机，“长2捆”火箭及其搭载的澳星都保留了下来，可这次发射算不算失败又在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引起了争端。如果定义为失败，国际保险公司就得进行巨额赔偿，而刚刚亮相的“长2捆”火箭就会在质疑声中被淘汰出国际市场。

　　记者：(这次发射)是等于失败吗？

　　刘纪原：不等于失败，是等于没成功。

　　记者：没成功和失败有什么区别？

　　刘纪原：失败就应该是箭、星全毁掉了，可我这次什么都保留了，卫星也完整保留了，火箭也保留了。

　　记者：虽然不是失败，但没有成功意味着什么呢？

　　刘纪原：意味着需要打官司了。

　　记者：跟谁打？

　　刘纪原：保险公司。因为这个要保险，这算不算你保险的范围，所以也就带来保险界一个新的认识。

　　记者：就是国内的保险界，还是国外的？

　　刘纪原：国外的。保险过去只有起飞和没起飞。我现在，又起又没起，这段谁来保。以后所有保险公司都包括这个的，这就是一个过去没有发生过的空白。所以国际上认为中国的紧急关机能力很强。实际上，我们这套关机是不错，没有起来自动关机，就没有造成很大的后患。如果不关机，那就很难设想了。自己的火箭、卫星都得倒下来，而且可能把发射塔架毁掉。

　　记者：跟保险公司打的是商业上的官司。那跟休斯公司？

　　刘纪原：休斯也承认，这个东西有保险，因为第一发(试验)我已经兑现了，虽然是正式发射，一样有可能成，也可能不成吗。这个东西，如果失败了，是保险公司赔偿，而休斯公司，只是把时间丢掉了，但是经济上来讲他没受损失。

　　记者：时间有的时候就是经济损失？

　　刘纪原：但有合同，(况且)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董倩串场11：

　　航天的高风险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最后，美国休斯公司和中方进行协商，将这次发射定义为发射中止，这样国际保险公司可以继续为其担保，中美双方又能获得一次再发射的机会。可是，刘纪原还是主动向上级写了检查。

　　记者：您自己写检查，怎么写呢？

　　刘纪原：就是讲工作，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大家也都很努力，但是问题还是发生了，请求组织上给处分。我是写给党组报中央的，林部长看了我的信以后，他又写了一段，意思就是对我是一种鼓励，说工作还是很努力的，但出了问题，他要负领导责任。

　　记者：您写完这个检讨之后，您等待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处罚？

　　刘纪原：我也没过多想组织上准备怎么处理，反正我认为，我该说的都说了。

　　记者：您当时有没有心里还是有一股坚持，我还是要继续发射，虽然这次没有成功，我下次还能成功？

　　刘纪原：信上写的有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不由我了，你想干，如果组织上说你不用了。但是我想，最多就是说不让干了，其它的我估计不会有什么。

　　记者：那不让干了，能干什么呢？当时有没有打算？

　　刘纪原：没有。

　　记者：那实际上还是想干？

　　刘纪原：干了一辈子，就为这么个问题。(针对这封信)江泽民有个批示，就是说主要是总结经验，把后面的工作继续做好。李鹏的批示也说，现在不是谈处分的时候，主要是把工作做好，查清原因。等于心里就很踏实了，处分的问题，现在是不会提了，所以主要是把现在的工作做好。

　　记者：对您来说那个时候，处分不处分不在意，关键在意的是能不能让我继续干下去？

　　刘纪原：是。查到问题以后，连夜坐飞机回去，都没休息，就直接到北京我们的招待所里面，坐下来，大家分析原因。第二天就开讨论会，也就是在这个会上，林部长宣布了江泽民和李鹏的批示。

　　董倩串场12：

　　5个多月之后的8月14号，“长2捆”第二次发射“澳星”成功，这次直播让我们和航天人一起体会到了迟来的喜悦。只不过作为局外人，我们无法体会到喜悦背后的挫折，成功背后的艰辛。但不论经历了什么，已经走向世界的中国航天事业继续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内，长征火箭连续进行了六次成功发射。但进入1995年，长征火箭却接连遭遇挫折。

　　纪实画面：

　　1995年1月26号，长2捆运载火箭发射美国“亚太2号”卫星，刚升空就突然发生爆炸。

　　1996年2月15号，长征3号乙火箭发射708国际通信卫星，起飞后22秒，突然从空中栽落爆炸。

　　刘纪原：我在现场基本上是发呆了。我的印象很深，第二天我头发白了一缕。因为完全没想到，一起来又栽下去。当时包括李鹏同志，还有当时国务院的秘书长罗干，都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这是第一次打。他说你为什么不多打一次，就是你事前打一次，成功了你再打别人的？我说没人给我钱。我那个东西是拿合同的钱，比如说，我要给你发射，你得给我定金，我拿你的定金来研制我的东西，然后我给你打，打完以后才能拿到真正的钱，国家没给我钱。

　　记者：钱是不是借口？

　　刘纪原：但实际上确实是没钱让你多打一发。但多打一发就一定着意味着“2·15”那次，就百分之百能够成功？那倒不一定。最后我们查的结果，实际上是元器件的质量问题，查得非常清楚。

　　记者：您跟领导怎么交代？这次还写检讨？

　　刘纪原：写，怎么不写。写报告了，等于是故障分析报告，因为上头也追。而且，我跟你讲，结果就这样，我找李鹏要，说你得帮助我，我要技术改造钱。他说你总不能老失败，科学试验不能老失败，成功了以后再来，就把我整回来了。

　　记者：不给钱了？

　　刘纪原：不给了，你不能老失败呀，你以后成功了再说，再失败你就辞职。

　　董倩串场13：

　　可以想见，刘纪原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但这压力也促使他下大决心狠抓航天产品的质量，进行质量专项技术改造，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质量管理条例。1997年5月12号，“长三甲”成功发射了中国的东方红3号通讯卫星，迎接人们的并不是以往的庆功宴，而是神情严肃的刘纪原主持召开的总结大会。

　　纪实画面：会议现场

　　董倩串场14：

　　2008年，我对“神七”载人航天飞行的采访中，不断地接触到“归零”、“双想”这样的词汇，从决策者、领导者到每一个具体的岗位操作者，强烈的质量意识已经在航天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正因为这样，中国航天从1997年开始再没有出现过发射失败的质量问题，从1999年的“神舟一号”到2008年的“神舟7号”，中国的载人航天也进展得十分顺利。但上世纪90年代初，对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要不要上马，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刘纪原是当时主要的倡导者之一。

　　记者：您为什么对于载人航天这件事情，有这么迫切的心情？

　　刘纪原：我当时认为，航天技术的发展，要用新的工作来带动。因为从运载火箭、一般的卫星来讲，这些技术虽然不是很成熟，但基本上我们已经趟出个门路来了。那么，今后你要想更好地带动航天技术的发展，应该有个大的工程。用载人也好，航天飞机也好，是一种带动，很好的一种工程途径，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就是说，要想培养年轻人，没有工程，人员是培养不出来的。你空在那锻炼年轻人是不行的，所以，你必须通过实践，把这些年轻人带动起来。第三，航天历来都是各个高新技术的综合反映。航天技术的发展，可以带动很多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

　　记者：对这个重大问题，在立项之前有几种看法，有没有争论？

　　刘纪原：争论主要是集中在(两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像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技术、经济、时机成熟不成熟。第二个就是说，究竟走什么途径，是搞载人飞船，还是搞航天飞机，还是搞其它形式。这个争论的分歧也比较大。

　　记者：当时这个重大的问题是谁做的策划？

　　刘纪原：我认为是两个地方在做研究。一个就是原来863，有专家组，组织了一帮专家，在反复论证究竟怎么搞？其次，我认为，我们作为航天工业部，有责任有义务开展这个论证。所以我们党组同意组织论证小组，我是组长，还有两个副组长，专门找了一帮人，集中起来论证，同时有我们当时的一院、五院、八院几个单位，自己做方案。你认为，要搞个什么，比如说一院，你的运载火箭怎么搞，五院你的飞船怎么搞，都在论证，论证完了以后，我们再汇总，然后再和863的专家组来沟通。沟通完了以后，大家得出来的认识一致。

　　董倩串场15：

　　众所周知，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也被称为“921工程”，之所以会以 “921”命名，是因为1992年的9月21号，在中南海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命运。

　　记者： 1992年9月21号那次重要的常委会，您有没有去参加。

　　刘纪原：我列席了，我和林部长代表航天列席的，还有国防科工委的丁衡高和沈荣骏。后来把宋健同志也请去了。

　　记者：当时通知您去参加这个会的时候，您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会吗？要决定什么重要的事情？

　　刘纪原：知道，就是要决策这个究竟上不上。我估计肯定会上，因为李鹏的几次中央专委会都已经一步一步把关通过了，而且整个这个工程，是非常科学民主的。每一步的论证，都是经过充分论证、充分的实践最后一步一步走下来的。所以，你说从1992年开始，到上天，到现在的神七飞行，每一次都是圆满成功，这和我们在研制过程中，严格按照科学民主，发扬民主，严格把关一步步走下来，非常有关系。

　　记者：那次会议给您留下的印象深吗？

　　刘纪原：留下印象就是常委们，中央政治局态度非常坚决。要搞，要蒙着脑袋干，不要讲。如果经济有困难，中央的决心很大，动用国库都要来支持这个事情。

　　董倩串场16：

　　从1999年11月20日到2008年9月28日，神舟飞船经历了七次启程和返航，每一次，我们的心情都激动不已，而作为载人航天工程的倡导者和第一任副总指挥，刘纪原次次都是魂牵梦绕。他和航天人一起屏住呼吸，一起承受剧烈的心跳，一起欢呼庆贺胜利。

　　记者：神七发射，回归你是在什么地方看的？

　　刘纪原：电视。

　　记者：您看的心情，跟我们普通外人看，恐怕不会一样吧？

　　刘纪原：当然了，我想外面人看热闹的多。因为终究参与过这个活动的人，心里面担心还是有，特别是第一次出舱活动，还是比较紧张的。

　　记者：从神舟系列开始，每一次往前走的这一步一步，你会不会想起来，自己为这条路，一开始奠基铺路时候，做的那些事情？

　　刘纪原：就我刚才讲的，除了上面以外，我认为科学民主起了很大作用。就是你论证这个东西的时候，要充分发扬民主，然后每个阶段，你要有严格的质量把关措施，那么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一步步走过来。而且，我认为这个步子，比国外的步子迈得要大。因为一个人上去，马上接着就是两个人，三个人。这个步子是迈得很大的，而且是很稳健的。

　　记者：您有时候会不会想起来，就是在1986年的时候，我们跟休斯公司，第一次谈判拿了一张纸，就去谈，那种当时的那种仓促上阵的样子，很今天我们可以很镇定的，很大气的谈未来航天发展的时候，这十几年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

　　刘纪原：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大的环境对我们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如何适应这样快速的发展，影响非常大。第二个就是航天历来都是要走自己的路，国外的经验需要借鉴，就是聂老总也开始讲的，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但是，你必须要自力更生，所以我们现在一步步走下来，基本上是这么一套路走下来。而且每一步，我认为还是走得比较扎实的。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条路走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也好，国际上也好，这个高新技术，现在这么迅猛发展，我们要继续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当今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走出我们自己的特色来，我认为我们这里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自己走过来的话，和国际上的路差不多，一个大的工程项目，从构思到设计到实现，大概要二十年左右。我们自己也是这样，那么，你现在要想瞄准二三十年以后，你现在就得起步，否则你还是跟不上。

　　董倩串场17：

　　不论对于我，还是对于我的采访对象刘纪原来说，改革开放30年都是一段漫长的个人记忆，可对于中国航天事业的改革来说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在我的访问中，退休了的刘纪原又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个30年，并且寄语航天人从现在就要开始起步。我从中读到了一位曾亲身参与中国航天事业改革的决策者心中殷切的希望，而我也相信，随着“长征火箭商业发射”、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等一系列重大航天工程项目的成功，中国的航天事业将在改革者关注的目光中继续向前。